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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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了,父母却还在上班,谁去接?谁来管?

校门关了,家门没开,“三点半”及其一系列的衍生问题长期为全社会关注。2018年9月,一些地方在秋季学期全面推行校内延时服务。可是,政策推行两个月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觉得“校内托管”就是鸡肋,部分小学参加校内托管的中高年级学生也呈现日益减少的趋势。半月谈编辑部了解到,对于这一“好政策”,家长和学校似乎都有诸多不满。很显然,这一民生老大难问题,不是行政部门下一道命令就能够解决的。没有必要的资源投入和缜密的制度设计,校内托管的效果难以保障。

编者按:早则下午两三点,晚则下午四五点,这样的中小学放学时间让很多城市双职工家庭的学生家长苦不堪言。父母没下班,谁去接孩子?接了又安顿在哪儿成了不少家庭要面对的难题。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广大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近年来,小学生放学无人接管的“三点半”难题困扰着不少家长和老师。

以下分别是一位家长和一位老师的来稿,反映的情况和心态较有代表性。

近日,中国之声在全国多地调查发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对文件的落实不太积极,甚至有个别教师做起了学生家长的工作,希望家长不要给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班,教育部门的文件遭遇变相抵制。家长没时间接孩子,学校老师提供课后服务的热情不高,催生了相当数量的社会托管机构,其中不乏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家长不放心可又无可奈何。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孩子放学该托付给谁?》,今天播出第一篇:《指导意见遭变相抵制,好政策难以落地》。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三点半”现象成为年轻父母和整个社会关注的难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校内托管成鸡肋

央广网北京12月11日消息(记者肖源
王伟)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自从提出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口号之后,在我国的很多城市,小学生的放学时间一般都在下午3点半左右,而家长一般则要到下午5点半才能下班,学生看护上的“空档期”,成了许多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知,一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陈部长还指出,有25个省份已经下发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份实际的政策措施,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

大宁(家长)

南宁市民:我们都是上班族,白天没有时间,那又没有老人帮带,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那么,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地都做了哪些探索?有哪些好的经验呢?中教君整理了一些地方的探索,供大家参考。

我是一名四年级小学生的家长。今年新学期刚刚开始,我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通知,说为了响应教委的要求,解决孩子放学早、家长未下班不能接的问题,学校开始推行校内托管服务。也就是说,孩子下午放学以后可以暂时在学校内由专门的老师管理,然后在17:30统一离校。

郑州市民:我们就商量了一下,给孩子报了一个兴趣班,最主要的还是这一个小时她能有个好的去处。

看各地咋解决“三点半”难题!

看到这个通知我很高兴,虽然17:30的离校时间对于上班族来说还是紧张了一些,但比起之前两三点钟放学还是好多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签字确认参加托管,并在心里暗自庆幸一大难题终于解决。

今年9月21日,青岛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做好全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让很多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的家长看到了希望。通知要求,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工作,解决学习日下午放学后小学低年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放学接送困难、在家无人照顾、安全存在隐患等社会难题。

北京

然而,当第二周托管开始后,放学时间我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孩子由于一周之内有学校社团活动,不被允许参加托管。原因是学校人手和老师精力有限,无法做到记录每一个孩子的社团情况,所以如果周一到周五任何一天有课后社团活动,那么整个学期都不能参加课后托管。

家长没时间接孩子放学 老师要求学生自己去上补习班

政府购买服务

闻此噩耗,我前几天豁然开朗的心情陡然变得阴沉,只好跟老师说明当天我由于没有准备已无法接孩子准时离校,并恳请老师同意破例先托管一天,下不为例。

按照青岛市的相关规定,课后服务工作坚持学生家长自愿的原则,实行家长自愿申请、班级审核、学校统一实施的工作制度。前期也有不少学校给家长下发了调查申请书,统计有意愿参加学校课后服务的学生。青岛市民邢女士的孩子今年刚进入一所小学就读,作为双职工,她对校内托管充满了期待,在学校下发调查申请书后,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但第二天,她和班里其他十几个提交申请的家长被老师通知开会。

每年投入资金用于中小学生课外活动

下班后,我满怀遗憾地去接孩子,还没等我开口问孩子托管的情况,孩子就嚷嚷着再也不去托管了。我诧异地询问原因,孩子说:“太无聊了!只能干坐着,不让说话,不让走动,一点声音都不许出!”“老师没有组织你们做什么活动吗?”“没有!除了看课内的书,其他什么也不让做,我想看看自己带的课外书或者画画也不可以!因为老师认为那是与课堂学习无关的事!”

邢女士提供的一份录音中,老师对这些家长提出的申请委婉地表达了不满,“托管的时间是从3点50到4点50,一个小时。如果说家委会找不到合适的第三方,就需要我们班的这几个家长轮流到学校来看这些孩子,不管是谁看,其他家长都是4点50来接孩子。反正这个事情,全校从2年级到6年级没有一个在学校课后服务的。你们这些家长如果说想改一改,可以拿着单子改一下。”

从2014年1月开始,北京市推出全市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用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根据这项计划,各中小学放学后的3点半至5点这段时间,都会安排课外活动,而费用由财政部门按照城区学生生均400元、远郊区县学生生均500元给予补贴。

据孩子说,其他的同学也都纷纷抱怨“以后再也不来了”。孩子们的反应着实让我吃惊,难道憧憬已久的校内托管就是如此吗?那实在是令人大失所望。

仅仅提供一个小时的托管时间、所有事情都要由学生家长负责,在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下,这所学校最终劝退了所有提交申请的家长,并要求家长以书面的形式,向学校表明是自愿不参加课后服务的。

事实上,北京多区都推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来破解“三点半”难题。

我家的小孩如今四年级,之前的几年,放学后都是由私营机构托管。媒体常常建议别将孩子送到这些“没有资质”的机构,说有种种风险。问题是家长们并非不知道风险,也想把孩子托付给公立机构却寻觅无门。如今终于有了校内托管这个“重大利好”,我们不仅无法参加,并且托管的品质也不尽如人意。

在南京,这种“学校课后服务”被称为“弹性离校”制度。南京一位市民称,学校下发弹性离校回执单后,班主任却找学生逐一谈话,要求孩子不要参加弹性离校,自己去上补习班,“老师单独喊小朋友去谈话,然后回来小朋友就跟我讲,死活就不想上,老师说你看别的班都没有上的。因为我们有家长微信群,大家约好一起上弹性离校,因为这么早放学,没有哪个上班的会这么早下班去接小朋友,后来没有一个上的。”

西城区教委于2014年推出“城宫计划”,将校外教育资源引入校内,让学生在校内、在课后就能参与艺术、科技、体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活动。朝阳区依托朝阳区社区青少年教育培训中心,充分协调整合社会教育培训资源,为学校课后活动提供“精彩三点半快乐音体美”富有特色的兴趣班。

比起私营机构,校内托管的服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相差很远。第一,很多孩子都会参加一些课后的校内社团活动,私营机构的老师可以把每一个孩子活动和课外班的时间记录得清楚详细,保证孩子按时参加;第二,私营机构有老师监督、辅导和检查作业,孩子的作业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大大减轻了家长负担;第三,对于做完作业也没有其他活动的孩子,还有老师组织阅读或者户外活动,孩子们可以自由交流玩耍;第四,每天的晚饭有专人负责,饭菜卫生可口,品种丰富营养;第五,托管接送时间灵活,家长偶尔加班,老师也可以把孩子看管到位。可以说,这些所谓“高风险”的私营机构,切实解决了家长和孩子的各种问题,虽然价格不菲,如今看来,也比免费的校内托管更有吸引力。

其他学校的多位家长也表示,老师有此类暗示。南京市民王先生的孩子是班上唯一一名参加弹性离校的学生,“孩子说,老师讲了只有家庭很困难的,其他反正不太好的这种家庭才会把孩子留在学校里面不管,似乎老师给留在学校里参加弹性离校的孩子贴上了某种标签,让孩子纷纷都不愿意参加。”

近日,大兴区首推“课后延时服务”。今年春季新学期,大兴区在公办学校一至四年级学生和幼儿园在园幼儿中开展。为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低龄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护,看护时间直至晚上6点半。

当然,和私营机构不同的是,校内托管是非盈利性的,人力物力都是学校自行解决,还要负责孩子的安全,这无疑给学校增加了不少负担和压力。在此情况下,学校能响应号召,既要给学生减负早放学,又要实施免费校内托管,实属不易。所以,我并不想求全责备。可我在深深理解学校难处的同时,也迫切地想找到出路。

2016年3月发布的《南京市教育发展数字报告》显示,截至报告发布前,南京已有普通小学350所,在校学生35.8万多人,而参加弹性离校学生占比不足七分之一。西安市一所小学,全校1300名学生,仅有5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弹性离校,占比不足百分之四。教育部出台的文件,得到不少双职工家长的拥护和支持,但“下午三点半问题”依然存在。不管是叫“弹性离校”,还是叫“课后服务”,实际参与人数远低于预期,一些学校教师还变相抵制提供这样的课后服务。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在哪儿?

大兴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同班级的学生将组成规模不超过20人的“临时班”,由两名教师管理。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教师会将学生聚拢到固定场所,带领学生看书、完成作业。家长采取随来随接的方式,在六点半前将孩子接走。

延时课后服务,老师的辛苦谁知道

教师工作量更大 学校担责更多

据了解,“课后延时服务”始终坚持家长自愿、学生自愿、服务教师自愿的原则,不教授新知识、新技能。对于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教师,大兴区政府将通过区财政对其给予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

格兰杰(老师)

在一些学校负责人看来,学生家长众口难调,是学校组织“课后服务”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家长提出,家有二胎都来上学了。老大放学迟、老二放学早,能不能老二放学后先参加弹性离校,等老大放学后再一起接走;还有家长提出,孩子某天可能外出要参加活动可不可以;还有家长提出,因为家里临时出差或者要去照顾老人,一周或者一个月里某几天参加弹性离校。”

上海

新学期伊始,一则百姓“喜闻乐见”的教育消息横空出世——中小学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后,延长课后服务2小时。8月31日下午接到通知,9月1日开始施行,学校里的老师一脸茫然……

西安一所小学的负责人则认为,课后服务参与率低,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学校。教育局要求在“弹性放学”时间内,不能给学生进行任何教学上的要求,不能组织学生补课、上课,只允许完成家庭作业或者阅读、做游戏。所以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在这个时间里得不到更多知识方面的补充。有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走,或者中途退出,让孩子上校外的补习班。”

超过九成公办小学开设晚托服务

从2017年1月开始,就有本市人大代表提出延长课后在校时间,解决年轻父母下班晚、不能接送孩子的问题。一时间家长们对这条提议交口称赞,拥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今年9月,这则提议变成现实。但是,出台政策解决家长接送难题的同时,相关部门可曾想过学校的困境和老师的诉求?

从2013年开始,青岛市就有多所小学试点“校内托管”,但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太多。大多数学校对开展课后服务并不感兴趣,甚至有抵触情绪,青岛市南区一所学校的教导处负责人坦言,害怕承担“责任”,是很重要的原因,“有时候孩子出现体伤事故,不管体伤事故发生时老师是不是在现场,是不是在组织教学,只要发生事故,学校就是有责任的,可能因此造成学校能避就避的现象,这也是很正常的。”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93%以上的上海公办小学都为确有需求的学生开设了晚托服务,包括“快乐30分”拓展活动和校内看护两项内容。

首先,有的家长并不是不能接,只是觉得把孩子放在学校有老师看管更放心;有的家庭有老人接送,只不过孩子不听老人管教,因此想把孩子放在学校里,完成每天的作业,减轻回家之后的负担。家长们的这种因辅导孩子学习而产生的“无力感”,应该通过学习更多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来解决。这是家庭教育的责任问题,不应一味要求延长课后服务。

在河南一所小学执教的教师也认为,小学生上学时间已经很早了,如果再推迟放学,教师的工作量势必会更大,所担负的责任也更多,“这段时间本不属于老师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他出事了,学校就得来负责,这个是最主要的。”

举个例子,位于上海宝山区的宝林路第三小学,2017年2月,该校开始开设下午3点半至5点的晚托服务。

其次,按规定,课后托管应在坚持教师自愿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学校接到的通知里,教师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全校全员都要参加课后服务管理,每周至少一次。尤其是班主任老师,每天都要坚持到17:30,必须看着每一个孩子都放学了,才可以下班。经常还会遇到家长没有按时来接的情况,所以老师们18:00离开学校很正常。

除了安全问题之外,人力、物力成本如何计算,同样不可忽视。在西安,政府财政按照每个参加“弹性离校”学生每年300元的标准补贴相关教师,而在南京,这一标准是不低于400元。按照每年上课200天来计算,为学生提供相应服务的老师,每天从每个参加“弹性离校”的学生身上,可得到的补助是一块五到两块钱。某地教体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延长放学时间,对学校教师来说,义务无限大,而权利却无限小。“尤其是牵扯到收费,现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学校收任何一分钱,不管想交5块交10块,学校都没权利来收,也不敢乱收。”

在下午3点半至4点的“快乐30分”拓展活动环节,学校结合校本特色课程,开设出“陶艺坊”“布艺坊”“弹拨乐坊”等近20个学生喜爱的“创娃坊”,配备专业老师,由学生自主选择,全校走班参与。

从每天早晨最晚7:30进班级晨读开始,一直在学校工作到17:30,整整10个小时的高负荷工作,不知社会有没有考虑到老师的劳动者权益问题。这10个小时还不包含回家备课、接受家长咨询等隐形加班时间。每一位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从学校下班后可能也要去接自己的孩子。我们帮助下班晚的家长解决了问题,谁又来关心一下老师的问题呢?

南京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如果由学校和教师承担起这项工作,的确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学校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这些老师就没有办法参与全校教师会,还有教研组、年级组开展的业务学习,一般我们是安排在下班时间。”

下午4点到5点,则是专为减轻部分接送确有困难家庭压力开设的“紧相随看护”公益服务时间,学校为留下的约60个孩子开放“小眼睛书吧”“朗读亭”“安全教室”等创智体验区,并留下6位教职工负责学生点名、指导、接送联络等,确保看护工作的安全。

再次,课后托管占用了原本的集体教研、工作例会时间,如今学校想组织老师集体开会都要安排在17:30之后。这难道真的有利于学校开展教学工作吗?

而即便是一些课后服务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目前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场地、设施、师资困难等等。安徽滁州某小学负责人表示,“第一是我们学校地方比较小,有这个想法,但是学生多、地方小,面临安全问题。第二是放学以后时间不是很长,怎么安排课程。其实孩子放学后,在学校里有老师看着毕竟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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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之突然,方法之简陋,让推广课后托管服务的政策显得过于草率仓促,这样“打补丁”式的改革之举恐怕很难让人满意。

家长有家长的想法,学校有学校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难处,这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导致教育部门的指导性文件,难以切实落地。而这也导致一些经营不规范的社会性课后服务机构,在不少城市里滋生蔓延。

广州

校内托管形式多样

引入培训机构为学生开办兴趣课程

为解决“三点半”难题,广州做出了哪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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