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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中国留学生的德国求学路

新华社柏林5月5日电中国驻德国大使馆5日向32名中国留德博士生颁发2018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并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留学人员招待会。

哲学家卡尔·波普在《框架的神话》一文中指出,文化碰撞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引起批评的态度,不同文明框架中的人们在相遇时所产生的对各自身处其中的框架的批判态度是人类知识增长的重要来源。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的三年时光中,处于原本的中国社会生活经验与新遭遇的德国社会文化之碰撞中的我,对波普爵士的上述观点有很深的感触。

十月的德国,褪去了夏日的躁动,秋意渐浓。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市的南部,汉堡工业大学也已经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暑假。

来自全德各地的奖学金获得者、评审专家代表、导师代表和来自柏林地区高校的留学人员代表等约1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从留学生涯一开始,我就努力尝试让自己保持一个开放和批判而非保守或仰视的态度去了解德国和欧洲社会;我的博士研究内容——欧盟公法——也要求我去关注欧洲一体化对于欧洲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毕竟,法律都是在具体社会中运行的,如果对一个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观察,是不可能对在这个社会中运行的法律有很好的把握的。

距离汉堡工业大学步行约20分钟的地方,五位就读于此的硕士生合住在干净整洁的学生公寓里,他们中的三位来自中国,另两位是德国学生。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在活动致辞中表示,留德学子长期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促进中德交流、特别是中德科教合作,是中国发展“德国能力”的一块富矿,也是德国发展“中国能力”的重要资源。时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希望留德学子作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生力军,化爱国之情为爱国之行,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为促进中德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做出贡献。

长夜永昼与绵绵阴雨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德国成为不少中国留学生的选择。根据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发布的《科学大都会2016》,2015年,中国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三万人。中国以30259名在德留学生的数量,成为德国留学生最重要的生源国,占所有在德外国学生的八分之一。

获奖者代表、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博士生黄雷说,作为海外学子,自己为祖国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感到骄傲。国内有越来越多好的机遇平台提供给海外学子施展才华,实现报国之志。自己将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早日回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最大力量。

由于博士研究在德国已经属于工作性质,因而读博期间已经几无课程安排。除了需要参加一个研讨课并获得符合启动博士研究资格的成绩之外,博士生几乎都是从事自主研究。这一事实固然符合科研的规律,给了研究者以进行研究所需的灵活性之外,也会由于缺乏强制性、定期性考核而带来长期性学业和精神压力。

在刚刚过去的漫长假期里,这些中国留学生们各自忙碌。他们顶着学业、生活与社交的三重压力,怀揣求知的梦想,一路向前。

评审专家代表、德国地学研究中心科学家汪荣江说,自己在评审中发现不少留德博士的研究课题处在研究领域前沿,有很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希望留德学子早日学成,为中国的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也希望他们能在回国后继续保持与德方导师、同事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

另外,由于德国处于欧洲中部,我所在的汉堡市又属于北德地区,气候、昼夜等与北欧更为接近,夏季期间夜长只有三四个小时,往往晚间9点乃至10点才逐渐天黑下来,原本根据国内的昼夜时长形成的生物钟在此时无法迅速调整,特别容易让人无法调整到休息状态而变得疲惫。冬季时的情况更为糟糕:我往往早上十点钟走出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口时才发现外面依然晨光熹微,和同学吃完中饭回到法学院图书馆坐下没多久就发现天开始黑了。除了昼短夜长的问题外,北德冬季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阴雨绵绵,下起来无日无夜。阴郁的天空配合上沉重的研究压力,对于学业和心理都是很大的挑战。此时,来自亲朋好友的关怀问候和自我心理疏导就尤为重要。

教学理念差别大

德方导师代表、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的扬·格拉舍尔说,自己所在实验室的中国学生非常勤勉,产出了优秀的学术成果。两国科研人员拥有不同的视角和特长,中国对留学人员的持续支持丰富了德国的科研环境,也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科技合作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散养”博士更重要的不是导师

汉堡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李月音,85后,说话轻柔且饱含逻辑,她是这间公寓里唯一的中国姑娘。高中时代,李月音就跟随母亲来到汉堡定居,并专修了一年德语。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设立于2003年,旨在鼓励和帮助品学兼优的中国自费留学人员刻苦学习、报效祖国。截至目前,德国获奖总人数已达467名,居欧洲各留学目的国首位。获奖者中已有300多名留德博士学成回国。

德国的博士培养比较“散养化”,导师对于所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除必要的指导外,基本不会干预太多。我还记得去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和内容时,导师半开玩笑地说,你享有《基本法》保障的科研自由,我会告诉你题目是不是太大或太小,或者是否值得做。至于内容和观点,你自己完全决定,你的论文的观点是批判我的观点的,我也很欢迎。

即便已经适应了德国的教学环境与教育体系,李月音还是感觉到了学业的压力。

当然,这一事例也许未必可以推而广之,但比较不争的事实是,博士论文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有问题可以联系导师请教,如果没有问题,导师和博士生一年可能都见不到几次面,即使有问题也大部分可以通过邮件沟通解决了。在此种情况下,同行交流对于博士研究而言就比较重要了。考虑到这一点,我就申请去设在德国海德堡的外国公法和国际公法马普所做访问人员。

如今,李月音正在为寻找毕业论文的题目而发愁。在德国的综合性大学,导师通常不会主动为学生安排毕业论文的选题。

研究所与大学的一点区别是,一个研究所中的研究人员大抵是同一个专业甚至同一个方向的,这意味着有更多机会与同专业的同事进行更有效地交流。对于法学专业的留学生而言,由于每个社会的独特性,留学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可以遇到许多在中国社会中不会遇到甚至难以想象的法律问题,比如对欧盟救市计划所进行的宪法审查,比如强制征收广播电视费所引发的法律争议。法官对这些争议中诸多要素的权衡,原被告乃至背后各自的力量团体对这些案件的主张和依据,如果我们努力放弃先见而选择容忍、倾听和尊重的方式去理解两方乃至多方的立场,对于法律人克服法律浪漫主义和价值专断主义倾向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法律争议越是远离法院并且越是以有限的抽象信息呈现,那么这两种问题反而越容易形成。

“很多学生会找导师或其他博士生提出帮助承担部分课题的请求,并完成毕业论文。”李月音说。

除了年龄、宗教、婚姻之外的禁忌话题

住在李月音房间对面的,是90后男生姚继东,本科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电子工程专业。

除了与同行进行的交流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日常的生活交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每个社会中特有的禁忌话题。例如,个人收入、女性年龄、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就不是适合主动询及的话题。对这些问题我在去德国之前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没有犯错。但是,由于对多元文化社会的陌生,我还是犯了一个错。

毕业后,因为看中德国在通讯工程方面的专业优势,姚继东来到汉堡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这里,他同样感受到了学业的压力。

有一次,我在导师办公室门外等待面见导师时,一位看上去土耳其面孔的女生也过来等待着。我们就打招呼攀谈起来。我想当然地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她一脸不快地回答了一句“土耳其人”。看到她一脸不快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由于在德国有接近300万土耳其移民,几乎不可能判断你面对的是土耳其裔德国人还是土耳其留学生——如果是前者,这个问题是会冒犯到对方的,而我却想当然地把她认为是土耳其留学生了。

“我要争取两年内能按期毕业。”姚继东说,硕士的第一个学期里,他修了30个学分,通常加上毕业设计的学分在内,需要修满120个学分才能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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