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1月16日晚7点,当汪思龙接到本报记者电话时,他正在从沈阳到湖南会同的路上。汪思龙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该所现任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站长。一个多礼拜前,他刚从会同回到沈阳完成2012年年终总结;此行,会同站的诸多任务已在等着他的到来。从辽宁沈阳到湖南会同,2900公里。这正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驻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的科学家52年来的迁徙之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会同野外台站的科学家像候鸟一样,纵跨大半个中国,往返于温带与亚热带之间。千里之距犹如银河,使他们与家人遥相分隔。从寻找林木丰产办法起家,到承担多样化的生态研究任务,今天,他们毅然负重前行。深山立业,寂寞中坚守事业高地近期,记者一行人也像会同站的科学家一样做了一回候鸟,零距离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湖南会同县广坪镇吉朗村是会同森林生态实站的观测场地之一。这里有着典型的湘西特色:小河缓缓流过山野间层次分明的阶梯水田,小桥上老农慢悠悠地赶着水牛,桥下三五成群的女人一边说笑一边浣洗着衣服。乡村悠闲的生活看似惬意,然而,对于搞杉木林丰产实验的科学家们来说,一切却并非如此写意。单是一天内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走十多里地,记录各项数据,就让这些诗情画意大打折扣。沿着林地间曲折的山路前行,两旁皆是笔直入云的杉木。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汪思龙是会同站现任站长。据他介绍,这些林木的树龄有20多岁。从树高或胸径就可以读出树龄。他颇带神秘地说。杉木年生长速度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即每年树干约长高1米,胸径长粗1公分,每亩林地木材产量增加1立方米。他解释说。据同行副站长范冰介绍,我国1/4用材林为杉木。由于我国南方水热条件较好,杉木20年就可以成材,比成材期200~300年的东北红松短得多。目前,会同站用于实验的杉木林已达到4500亩。吉朗村的林地主要用于施肥与林下植被管理实验,以及地下生态系统碳储量与木材生产密度和管层结构调控实验,均属于国家973计划项目。可以说,会同站的工作是站在了科研高点上。仅在此一处,汪思龙等人就开辟出30多块样地,并在180多个监测点安装树干呼吸、土壤呼吸测定系统和树干液流检测系统等设备,每月奔波在各个监测点之间收集数据,为科研搜集第一手资料。与前几代驻站科研人员相比,我们现在电脑、电视、电话都有,科研条件好了很多。若说还有什么,就是深山里寂寞比较难挨吧。汪思龙说。舍家寻梦,接力赛场四代人显身手站在会同站站部办公楼三楼,放眼望去,起伏连绵的大小山坡全是郁郁葱葱的杉木。2010年是会同站建站第50个年头。此情此景,让重返故地的陈楚莹、周崇莲、张家武等老一辈驻站科学家激动万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老一辈科学家预见到我国天然林资源严重不足,提出了利用亚热带水热资源优势发展人工林的建议。于是,1960年,我国最早的人工林定位观测和实验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会同工作站应运而生。老科学家陈楚莹被同事和林农称作杉树王,她是该站第三任站长,也是第一任站长李竹林的爱人。建站初期,由于夫妻两人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年逢年过节也难回家,两个孩子只好都送进幼儿园全托,连中高考志愿都是由孩子自己填写的。当李竹林回沈阳生态所工作后,陈楚莹坚持留在会同站工作。李竹林患病过世时年仅63岁,给陈楚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土壤微生物学家周崇莲也是第一批到站的科研工作者。她两次把不足一周岁的孩子丢在身后去工作,杉树成了她的孩子。看到现在的一切,什么都值了。眼见昔日的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她心里是满满的自豪。过去,老一代驻站科学家苦的是物质短缺,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交通也不通;现在,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则是各种诱惑。然而,他们坚守依然。1998年,接力棒传到第三代科学家手中,曾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的青年科学家廖利平接棒,成为第五任站长。廖利平是陈楚莹的博士生与女婿,他放弃了国外高薪工作的机会,选择搞人工林研究。为了节约经费,他白天扛着化肥上山给实验林施肥,晚上再统计分析数据,先后在杉木人工林研究方面发表论文60多篇。2000年,他被查出已至肝癌晚期,去世时,年仅36岁。他的临终遗愿是能再活十年就好了。现任站长汪思龙是廖利平的师弟,他在人工林土壤质量和土壤有机质过程研究领域已发表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南来北往的候鸟生活已持续了29个年头,他非常感谢妻子多年来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默默支持。研究员王清奎是站里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2003年秋,他加入这支育林团队,10年来,科研硕果累累。2008年9月,从家人来电中他得知妻子患了白血病。然而,因为实验正在进行,他只好让岳母先照顾妻子,自己一个月后才赶回家。立足生态,保障木材供应有良策52年来,从会同站已走出一位工程院院士、18位林学博士与15位林学硕士。一项项科研成果从这里脱颖而出,为解决国家用材林资源短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上世纪60年代,他们发现以往苏联每亩440株杉树的造林密度过大,提出每亩240株,并营造了3000亩速生丰产林样板,节省了人力物力,加快了杉木生长和木材供应。在我国人工林建设初期,林木树种单一,形成北方杨家将、南方杉家浜的格局,导致病虫灾害频发。尤其是单一树种的杉木纯林多代连栽以后,土壤养分被拔尽,林地生产力普遍下降,成为杉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瓶颈因素。陈楚莹等人发现,把杉树与火力楠等阔叶树按照8∶2的比例进行套种和混交,可以缓解纯林连栽导致的土壤退化。用这种方法替代撂荒或缩短撂荒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一混交模式在湖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广大杉木产区推广使用后,显著提高了人工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会同站的科研目的已不仅局限于寻找林木丰产办法。自1985年以来,该站先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近20项,并在1989年首批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在酸雨、森林水土涵养、森林碳汇等多个生态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05年,会同站被科技部批准建设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由于研究硕果累累,美国、瑞典、奥地利等海外专家也闻名前来考察交流。逝去的是年华,留下的是绿荫。有人说,用候鸟来形容会同站的科学家不恰当,候鸟南飞只是为了寻找福地。但是汪思龙认为,会同就是他们这一群科学家的福地,是他们实现梦想、为国家发展略尽绵薄之力的人生舞台。《中国科学报》
(2013-01-17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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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春蕾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7/9 10:06:12 选择字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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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4代人,50多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候鸟”,往返于辽宁沈阳和湘西小县会同之间。他们的梦想只有一个:培育出生长快、木质好的杉木新品种,解决国家逐年增长的木材需求。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付出了艰辛,也收获了喜悦。11960年,辗转2900公里——科研人员从辽宁沈阳远赴湘西会同,破解速生丰产林种植难题。会同在哪儿?这是个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山区小县。由于地处偏远,很多湖南人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可是,这里对于77岁的陈楚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每年,他们都要在沈阳和会同之间往返很多次,从未间断。作为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女研究员,陈楚莹仍清晰地记得1960年第一次去会同的情景:从沈阳坐火车,13个小时后到达第一站北京,由此中转至桂林;三天车程之后,还需桂林换乘长途汽车。由于当天没赶上从县城通往农村的公共汽车,只好扛着行李,沿着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步行五六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2900公里的路程,总共花了6天,火车上常常找不到座位,一站就是一宿。”1960年,为满足国家后备木材供应的需要,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开始着手进行速生丰产林的生态基础研究。经过前期扎实的调研,陈楚莹等首批科研人员来到“广木之乡”湖南会同县,在广坪林区创建了“会同森林实验站”。科研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几代人接力坚守、潜心研究,一干就是52年。实验站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杉木。杉木是我国特有的速生商品材树种,生长快、材质好。会同是人工栽杉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最适宜人工杉木栽培的地方。虽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过去当地人却并不懂得如何栽好杉树,不知道栽前要垦山,栽时还要行对行、棵对棵。“按‘规矩’栽的树真的会长得更好?”起初,林农们满腹疑虑。可是,当林农们看到实验站林子里的杉树长得又高又壮,确实比自家的好时,这些疑虑很快便被打消了。他们还纷纷到站里来取经。在不断的研究和实验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还摸索总结出了许多新的诀窍,比如“在造林密度上打破陈规”。“过去我们国家学习苏联,造林密度是每亩440株,经过我们实地调查与分析,还是觉得每亩240株的密度更科学,杉树的长势更好。”陈楚莹说。于是,在这个密度新方案的指导下,会同站建成了3000余亩速生林样板,杉木林生长状况大大超过以前。这一既节省人力物力,还加快杉木用材供应速度的科学植树方法,得到了国家林业部门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在人工林栽植中,还有一个让科研人员和林农们都非常头痛的问题:杉木连栽几年后,长得非常慢,施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往往要撂荒50年,形成灌木林,土壤只能自然恢复。为什么杉木人工林“一代不如一代”?为攻克这一难题,会同站的科研人员开始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他们在广坪镇开辟实验林场,每天忙着打样桩,做实验,采集土壤与凋落物样本。经过数十年的林木生长的对比实验,研究人员们总结出杉木连栽生产力下降的三大机理,即土壤养分流失、土壤生物功能破坏和土壤中有毒物质的积累。在这个结论的启发下,科研人员决定在连栽3代后,实行杉树与阔叶林按8:2的种植比例混交种植。“因为杉树是针叶树,早期落叶少,枯枝落叶不易腐烂分解,不能给土壤补充营养,也影响到土壤里微生物生长,而混栽上阔叶树之后,这些树木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凋落物,可以及时给土壤提供营养素,也利于土壤微生物生长,同时还有效避免单一树种对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的破坏。”陈楚莹解释。至此,困扰我国速生丰产林种植几十年的难题终于得以破解。2如今,广袤壮观的杉树林令人震撼——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一问是科学院的。”每当问起对会同科研人员们有何印象,当地老百姓总会来上这么一句。“当时,我们打扮得和当地农民一样,穿上草鞋,拄起木棍,背着水盆,带上干粮就往山里走。钻到林子里采集样本,一待就是一天,绊倒、划破衣服是家常便饭,出来时总是灰头土脸。”今年84岁的周崇莲回忆说。她是一名土壤微生物专家,曾在会同站工作过多年。建站初期,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们只能住在广坪镇疏溪口村大队部的木屋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就在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夏天,没有驱蚊工具,他们晚上就把煤油灯拿进蚊帐里,虽然闷热难挨,却避免了蚊子叮咬。那几年,还正好赶上国家自然灾害,科研人员们饿着肚子搞监测也是常有的事儿。由于当时农村没有电,一些设备和仪器只能在会同县城才能使用,一些样品分析测定也只能到县城才能做。当时,从广坪到会同县城没有通车,站里的科研人员一次次拿着从山里采集的样本,翻山越岭,徒步往返于会同县城和广坪镇之间。两地走一趟来回要8个多小时。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岁月里,他们像这样走过多少个来回。陈楚莹常常说,自己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母亲。刚建站那会儿,陈楚莹和她的丈夫、第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科研上,每年野外考察少则5个月,多则10个月,很少回家,更别说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李竹林回沈阳生态所工作后,她毅然选择独自留在会同站。后来,丈夫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直至63岁病逝,她都没能回到他身边,长期好好陪伴和照料。这也成了陈楚莹终身的遗憾。与老一辈科研人员的“身苦”相比,新一代又多了层“心苦”。能够摆脱舒适和金钱的诱惑,在艰苦、简单、甚至乏味中坚持下来,实属不易。1998年,廖利平拒绝了国外高薪岗位的诱惑,毅然来到会同。和恩师兼岳母陈楚莹一样,他也对这片土地和这份事业充满热爱,甚至痴迷。当时,会同站在山上栽种了一片实验杉木林。为了节约科研经费,廖利平自己每天都扛着十几袋化肥上山。他白天在林子里劳作、采样,晚上又熬夜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日复一日。2000年,在重大项目研究关口,廖利平被查出肝癌晚期。化疗后的他,身体异常虚弱,可仍然惦记着站里的工作,拖着病体爬到三楼学术报告厅主持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年仅35岁的他,就这样病逝在岗位上。“能再活10年就好了。”临终前,他这样说。王清奎是个不善言辞的山东小伙儿。2006年,在会同站工作学习了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时,北京、上海和老家山东的林业研究机构都想要他,可王清奎还是坚定地选择留在会同站。2007年的一天,王清奎怎么也没想到,远在沈阳的新婚妻子王梅被确诊为白血病,必须住院进行治疗。为了给妻子治病,王清奎一边在会同站工作,一边想办法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为此求了不少人,借了不少债。王梅患上白血病后,不能感冒、受伤,非常需要人照顾,但王清奎每年在会同工作的时间很长,陪她的时间实在太短。2008年9月,王梅接受化疗。她知道丈夫当时正有个重要的实验要做,硬是没让他请假回来。王梅对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你喜欢的事,你快乐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如今,每个来到会同的人,无不为眼前这片广袤壮观的杉树林所震撼。周崇莲说,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3喝不上自来水,用不上正常的电——既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有人说,这群林业科学家们像“候鸟”,每年都要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往返飞行。有人却不赞同,“候鸟都是往更温暖舒适的地方飞,可他们不,哪里艰苦他们去哪里。”但是,他们自己却非常喜欢“候鸟”这个称谓,在他们心里,会同就是片适合自己“栖息”的沃土。现任站长汪思龙,1985年大学毕业到会同站,之后再没离开过。曾经,为了做一块样地调查,汪思龙带着学生在大山里迷了路,整整走了一天,饿了一天。汪思龙说:“要想把科研做好,做出国内外同行认可的成果,需要不断地深入到科研第一线,去观测、去实验、去思考,这样心里才会踏实,头脑才会充实。”他说自己就像一棵树,根在会同,只有在这里才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结出香甜丰盛的硕果。“会同站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有和我一样热爱科研的一帮人,大家对工作、对生活很多想法是相同的,氛围很和谐,在这里我可以专心的去搞研究。”王清奎说。张伟东,家乡山西太原,从2006年算起,来会同站也已经有6年了。他白天在山上采集样本、观测林木生长变化,然后回来做实验,记录数据。工作的间隙,就待在站里不到10平方米的小卧室里看书,查阅资料、撰写论文。这位80后的年轻人,在这里读完了硕士又读博士。张伟东说,自己不怕工作的辛苦,不怕生活的无聊,最怕的是做不好研究,拿不出成果,被国外的同行甩在身后。杨庆朋,属于会同站第四代科研人员。毕业时,笃定钻森林生态的他婉拒了三所大学的聘请,妻子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追随他一同来到这里。“现在的工资还不如读博时期的补助多,但既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杨庆朋说。就是凭着这股对科研的热爱、执着、能吃苦和不服输的劲儿,一代代林业科学家们,在这里除了栽种好杉木以外,还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2004年,经过长期研究和调查之后,会同站向中央建议将我国林业区域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转移到亚热带和热带;商品用材由依靠天然林转向人工林;树种由单一树种逐渐转向多树种;林业结构逐渐由纯林转向混交林。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成为了我国林业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对酸雨危害的研究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除了揭示其对森林的影响,还筛选出了一批耐酸的乔、灌木树种。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酸雨污染区的植树造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如今,会同站有了单独的实验楼和住宿公寓,但科研人员还是喝不上自来水。供电仍得依靠农网,电压不稳时常断电,实验进行到一半又得从头开始。通往会同站实验林场的13公里山路,坑坑洼洼,碰到冰雪雨水,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上山。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和科研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相比,依旧算不了什么。“候鸟”们还会继续飞来飞去。

土壤样品采集

科研人员考察策勒沙漠站固沙植被。

稳定性肥料添加剂

科研人员在清原站

拔节期玉米秸秆覆盖效果

石油污染场地电修复工程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供图

■本报记者 沈春蕾

65年前,一批老一辈科学家齐聚东北,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从基础研究到公益应用研究,为农林生物科学和农林生产经济建设出谋献策。

如今,新一代林土人抓住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契机,凝练特色学科和主攻方向,传承林土精神、助力生态文明,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定践行者。

今天的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正因中科院特色研究所建设而创树别样的美丽。

问题导向 定位特色

沈阳生态所所长朱教君始终坚信:能进入特色研究所,因为我们真的有特色,而且具有特色学科和独特区域双特色。

从学科发展来看,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坚守深耕,沈阳生态所在林业生态、农业生态、环境生态3个领域形成了深厚的学科积淀,也曾取得丰硕的成果从动态地植物学的创建,到森林采伐更新理论写入国家规程;从农田防护林学的创建,到三北防护林理论与技术体系支撑;从土壤酶学的创建和植物营养理论的探究,到长效碳酸氢氨、长效缓释复混肥等新型绿色肥料的研制及推广;从土壤植物系统污染生态原理和生态建设理论的提出,到污染土地处理革新技术、石油污染土壤协同修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从区域对象来看,沈阳生态所立足于东北地区,这里有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中唯一的森林屏障带,是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同时还是老工业基地。如此区域特点却伴生着棘手的生态环境问题:森林屏障带服务功能低下、威胁区域生态安全,肥料投入量大效率低、面源污染严重,老工业基地环境问题突出、制约经济发展等。

生于斯长于斯。为此,沈阳生态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特色研究所的定位: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千年战略,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主题绿色发展、生态系统保护、环境治理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在森林生态与屏障带建设、土壤生态与绿色环保型肥料研发、污染生态与环境治理等领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引领性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沈阳生态所纪委书记卓君臣当时任科技处处长。他回忆道:特色研究所申报时间很紧张,但所领导决策非常果断,我们选择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主要领域。

定位明确了,但痛点仍未消除。朱教君在2016年底开始主持全所工作时就深刻感受到,沈阳生态所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来重新认识自己、证明自己,而紧跟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潮流无疑是绝佳机会。

以人为本 重培力引

缺人,是沈阳生态所面临的第一个痛点,朱教君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留人。

青年人才是研究所创新发展最具活力的群体,也是特色研究所建设的主力军,重点培养青年人才是改革的首要举措。在地理区位处于劣势、薪酬保障条件没有优势的前提下,如何留住青年人才、培养好青年人才,沈阳生态所领导集体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布局。

为使青年骨干人才长本领、强能力,沈阳生态所专门设立青年学术奖、留学基金,开设基金申报讲座、青年学术沙龙等,打造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同时,推进学科组长、中心主任、管理部门负责人大幅年轻化,以优化人才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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