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无法承受之“重” ■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李瑜
附近制铜工厂排出的烟气,将很多村民的麦苗几乎全部熏倒。隔壁村的孙大哥承包了十几亩杨树林,烟气一过,树叶全部脱落,人急得眼睛都红了。7月7日,在河南新乡重金属污染治理研讨会上,新乡大块镇小块村的一位张姓村民不停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诉说着重金属污染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小块村的遭遇并非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个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场由南至北的重金属迁徙正在中国大地悄然上演。虽然重金属污染相关防治政策的频频出台,给公众带来了改良环境的美好期许,然而碧波下涌动的暗流却让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长鸣不止。被重金属污染的村庄这污水浇出来的小麦你们自己敢吃吗?不吃,都卖给你们了今年3月26日,这则幽默的新闻报道,让人们记住了河南新乡大块镇小块村。如今,几个月过去,当污水的记忆逐渐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时,村中潜伏的更大生存隐患重金属污染,却在慢慢浮出水面。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小块村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铬渣堆、电镀厂污水、工业废渣、化工厂污水、废弃干电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厂的污染。现在有几百吨的废旧电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张姓村民介绍说,之前倒闭的黄河化工厂给村里留下了几百吨的铬渣。2011年,国家进行了集中处理,将六价铬处理成三价铬,并进行了掩埋和覆盖。但奇怪的是,处理过的铬渣是黄色的,且掩埋的位置处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他还告诉记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谁得癌症,是大过天的事。现在,大家都不会感到很惊讶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症患者正在趋于年轻化。然而,对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环保的概念还很陌生。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自然大学志愿者张海燕认为,人们内心的不安已随重金属污染的加剧而与日俱增,如不觉醒,村庄终将在人类自己生产的垃圾中消逝。由南向北的迁徙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逐,广东、浙江等沿海区域出现了大批的民间作坊和小型工厂,并由此成为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当时,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卖掉,余下的电子原件又往往被处置不当。这也导致广东、浙江两省一些儿童的血铅含量较高。沈阳化工大学退休教授李庆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不过,国家政策的跟进,让诸多违规企业不敢在南方长期扎寨。199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令取缔关停了15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产品质量低劣、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重度污染小企业。面对强势来袭的重拳,许多南方的重金属企业并未坐以待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成为新一轮的受难者。新疆乌苏市农技站专家马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近年来,很多河南的企业出现在了新疆地区。新疆和内蒙古都有个比较严重的思想误区,叫做无工不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泥沙俱下,许多重金属污染企业也就乘虚而入。目前,内蒙古境内煤化工产业盛行。尽管它们均通过了环评,但仍然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现象。李庆禄还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属污染企业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等三不管地区。治理污染须拓宽眼界多年来,对于重金属污染,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处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决的可能。我们应学会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环保人士胡德强认为,可以通过推动环境立法,让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业强制参加投保,把保险作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当污染发生时,污染企业必须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让环境恢复到某种可以治理的状况,否则不予赔偿,这样就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则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触碰的顽疾,只要情况不是十分严重,都可以改变。比如,可以种上一些能适应重金属的植物,将其变成生态观光区。沈阳地区已将众多污染企业集中于一处,将污水、废弃物和有害气体进行统一规划处理。然后,将原污染地区重新利用起来,建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避免资源浪费。李庆禄向记者介绍了沈阳的成功经验。归根结底,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是个社会问题,考验的是当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庆禄进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发展、为什么而建设。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中国科学报》
(2013-07-11 第4版 综合)

摘要:
在河南省义马市区4公里处的铬渣场,图中黄色物质十分醒目,它便是铬渣遇水后产生的剧毒物质“六价铬”。这处数十万吨的铬渣已封存26年。在上世纪5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在化工企业带来红火利润的同时,也留下了600多万吨的工业废料——铬渣,成堆存放在上海、苏州、广州、中国20城市封存“毒瘤”
影响几代人在河南省义马市区4公里处的铬渣场,图中黄色物质十分醒目,它便是铬渣遇水后产生的剧毒物质“六价铬”。这处数十万吨的铬渣已封存26年。在上世纪5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在化工企业带来红火利润的同时,也留下了600多万吨的工业废料——铬渣,成堆存放在上海、苏州、广州、郑州等20多个城市周边。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这些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防渗措施,经过几十年的雨水冲淋、渗透,正一天天地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这种被称为“城市毒瘤”的巨大铬渣堆,因何而生?又为何默默存在数十年?沉默数十年的“毒堡”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美国都曾发生过严重的铬污染事件。1993年发生在美国加州的铬污染案,引起轰动后被搬上银幕,片名为《永不妥协》。该片讲述一个女律师偶然发现美国最大的水电煤气公司非法排放含有六价铬的有毒污水,她认为这很可能是当地居民所患致命疾病的根源,她凭借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为当地居民赢得了3.33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事实上,电影中的情节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城市周边,被一些企业遗留下来的“无主”铬渣巨堆,已“潜伏”了几十年。在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北寺村窝沟,有一个体积为31647立方米的硕大“堡垒”,由硬石砌筑的挡坝就有10米高。回郭镇附近村民均知:这处距离伊洛河仅3公里的“堡垒”里,堆放着5万余吨的铬渣。从1990年开始就堆放在这里了。农民不吃自家种的菜和粮食铬渣堆原本并不在此,曾一直露天堆放在当地一家化工厂院内,因多次引发群众不满才于1990年迁移。今年10月12日,巩义市环保局处置科科长兼危废辐射中心主任吴基伟说,回郭镇堆放的铬渣,是被当地人称为“老二化”的原巩县回郭镇第二化工厂产生的铬废渣。“老二化”始建于1976年4月,主要生产铬酸酐。“当年生意相当红火,是回郭镇乃至整个巩县的骨干企业,税源大户。”但是,生产铬酸酐会产生大量铬废渣。“当时环保意识淡薄,对铬渣的危害认识不足,不经处理随地堆放,导致附近村庄的地下水受到污染,雨季来临时,铬渣的浸出液体随着雨水进入伊洛河,又使地表水受到严重污染……”早些年,回郭镇的农民不吃自家种的菜和粮食,而是卖到外地去。有时土地几乎寸草不生,水中的鱼也难以存活,周边村民一些莫名其妙的病难找根源。村民将其归罪于铬渣污染,厂群纠纷不断。1990年,“老二化”迫于压力,在回郭镇南部北寺村窝沟征地6亩,建了铬渣堆放场。1992年,“老二化”被强制关停。铬渣从此封存在窝沟。河南省环保厅的调查显示,像回郭镇这样的铬渣堆,在河南全省还有五处。六处铬渣堆共计52万吨。铬中毒尚无特效疗法铬渣是什么东西?究竟有什么危害?河南省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邵丰收说,铬是一种银白色的坚硬金属,比铁稍轻,有三价和六价化合物。有铬的化合物都有毒性,其中六价铬的毒性最大。铬渣是生产金属铬和铬盐剩下的工业废渣,是一种毒性较强的危险废物。由于生产工艺的特定需要,只要铬没被转化成产品固定下来,成为不可溶的形态,这些铬就会变成离子铬,遇水即溶,很快成为毒性极强的六价铬。“土壤和水中若富含六价铬,极易被生物吸收。历史遗留的铬渣如果不进行有效处置,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邵丰收说。一位从事毒性研究的医生说:“临床上,对于急慢性铬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一般常按金属中毒对症处理。铬有致癌作用,铬致癌的部位主要是肺,其次是肝和肾。”污染物可能会影响几代人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一位研究员说,六价铬对人主要是慢性毒害,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和黏膜侵入人体后主要积聚在肝、肾和内分泌腺中,人的致死量是5克。来自国家环保部的资料显示,我国地表水中主要的重金属污染是汞,其次是镉、铬和铅。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和土壤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中科院院士赵其国说:“冶金和化工行业经过长年生产,污染物早已渗透进土壤里。这些污染物一旦进入水体或土壤就难以去除,可能会影响几代人。土壤里的化学物质进入食物链后,最终仍是被人类自己吃掉。”2005年,国务院曾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历史堆存铬渣要在“十一五”末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也就是说,今年年底就是处置时限。当年并无能力进行无害化处理那么,这些威胁人们安全的“毒堡”,为何一封就是数十年?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全国陆续建了70余家重铬酸钠化工企业,又叫铬盐企业,重铬酸钠是铬盐系列产品的母产品,用途广泛,企业效益好但污染很严重。河南省义马振兴化工集团安保部部长韩崇亭是开封人,在铬盐行业干了近30年技术员。他把铬渣堆的形成归罪于技术工艺落后。但是,市场对含铬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不锈钢水龙头、汤勺,自行车上的镀铬车把和钢圈,首饰、磁带、表带甚至钱币中都含有铬。普通金属镀铬后可以防锈,价格低廉的金属披上一层薄薄的铬外衣后,既耐用又好看”。铬盐企业主要从铬铁矿中提取金属铬和铬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铬渣产生。据资料显示,缘于当年落后的生产工艺,铬盐提取率只有75%,生产每吨铬盐产品要排放2.5甚至3吨高毒性铬渣。这些铬渣大多就地堆放在厂区周围,仅有少数采取筑坝封存等方式进行防护。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开始重视铬渣污染的控制,逐步关停并转了40多家铬盐企业。企业关闭了,却留下大量“无主”铬渣堆。在上海、天津、苏州、锦州、包头、武汉、青岛、杭州、沈阳、江门、长沙、广州、韶关、郑州等20多个城市遗留了600多万吨铬渣。
被污染的生态若想恢复正常恐怕得要40年国家环保部的一份材料显示,产生铬渣的企业当年几乎都建在人口稠密区、风景区、水源上游地。所产出的铬渣堆,只有个别企业设有防渗漏设施,其余大多是简单堆放。不断被雨水冲刷后,铬渣中的六价铬汇入附近的地表水或渗入地下水,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20年来的风雨销蚀,河南省的几处铬渣堆,虽在当地政府监控下不断修整,仍存在外渗现象。10月12日,巩义市环保局危废辐射中心主任吴基伟发出感慨:“即便(回郭镇的)这5万余吨铬渣全部得到无害处置,这一地区的生态水系和土壤若想恢复到从前,恐怕得要40年……”评论我们的环境责任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匈牙利毒废水泄漏事件余波未了,在我们的河南省传出了铬废渣污染事件:52万吨废料铬渣,分别堆放在巩义、滑县、新乡、开封、义马、新密六处,铬渣遇水后产生剧毒物质“六价铬”,成为“城市毒瘤”,悄悄侵蚀着土地和地下水……这两者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工矿企业的残留物,都是环境危险品,都是大规模的,而且都给周边造成了环境损害。看那远景照片,是如何的鲜明:泄漏的泥性毒废水,是恐怖的红色;废料堆上的“六价铬”,是怵目的黄色……总之,它们都对人对环境有极大的危害。匈牙利毒废水泄漏,可谓急性病:2010年10月4日,距离首都布达佩斯西南165公里的奥考依市境内,一家铝厂的尾矿库突然溃坝,约有100万立方米含有铅等重金属的有毒废水废料,涌向附近3个村镇,致死7人,致伤150多人,那红色的毒泥水还涌入了多瑙河——蓝色的多瑙河,怎能忍受那红色毒泥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说,这次污染事件是“匈牙利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河南省铬废渣污染,可谓慢性病:那些铬废渣是上世纪5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一批化工企业的遗留物,企业关停后,铬渣却存留下来,几乎失管,导致数十年的持续污染。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类尾库非常多,其中危库、险库、病库有2000余座,都有重大安全与环保隐患,有不少地处生态敏感区、人口密集区。它们或是“慢性毒药”,或是“定时炸弹”,要想完全清除,需要巨大的经费投入,要经历艰难的利益博弈。但是,消除这些巨大的隐患,是我们必须担负的环境责任。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我们不能只晓得向大自然攫取,而不知道如何保护环境、如何避免生态灾难。保护环境安全,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人是生活生存在环境中的,人类必须对环境进行整体维护,承担对应的责任。环境责任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开发者保护——对环境将进行开发利用者,有责任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恢复和整治;利用者补偿——谁利用谁补偿,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污染者付费——对环境造成污染者,须按法律规定,治理环境污染、赔偿相关损失;破坏者恢复——即谁破坏谁恢复,造成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破坏者,须承担恢复和整治的法律责任。那些堆积如山的铬废渣,多为国企的“杰作”,而国企是政府办的企业,所以现在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其他任何个人与单位,都是无法承担其治理任务的。国务院曾要求全国所有历史堆存铬渣在“十一五”末——即今年年底前,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但事实证明,这基本上已成了空话。许多地方政府就是不怕环境欠债,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环境责任意识。10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匈牙利毒泥泄漏事件健康损害评估结果,认为由于匈牙利政府采取措施及时,目前受污染地区因直接接触导致受伤的危险性已大大降低,被污染地区的饮用水不存在危险,而多瑙河的水质也并未受到影响,这多少让人松了口气。那么,对于铬废渣污染,我们也应迅速跨出两步:一是马上采取治理措施,二是组织卫生部门进行健康损害评估。唯有这样,才是对环境、对人类的真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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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加上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昂贵的除污科技及相关技术未能广泛应用及实行

52岁的罗金枝家住湖南省双桥村。为了解决双桥村的污染问题,她加入了中国数以千万的访民队伍,数年来一直在上访。有些人上访是为了寻求司法公正,有些是为了揭露当地的腐败,罗金枝上访则是为了替家乡父老讨个说法,他们居住的村子、生活的土地和种植的庄稼已经被严重污染。

上访过程充满艰辛,而且不一定能成功。访民千里迢迢、不惜代价前往北京,但他们经常无功而返,被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当做皮球踢来踢去。今年四月份,罗金枝不远千里踏上进京之路,目的就是请求信访局和环保部能够采取措施。信访局是上访人员到京后首先会去的地方。然而,罗金枝得到的回复却是回家等待当地政府解决。时至今日,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回话。

对于罗金枝和她的乡邻们来说,第一次看到污染的可怕是在2009年6月28日,湘和化工厂年仅44岁的锅炉工罗柏林镉中毒死亡。死时,左腿上有大面积紫色瘀痕。而罗柏林的死亡仅仅是开始。此后,位于双桥村的镉中毒死亡名单就在不断加长。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场有可能使环境治理工作付之东流的全国性土壤污染危机正在逼近。

罗柏林生前所在的厂子名叫湘和化工厂。该厂2004年投产,距浏阳河仅50多米。浏阳河是湘江的一级支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地之一,更是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湖南苏维埃政权的地方。革命歌曲《浏阳河》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而作。

双桥村有50多名村民在这家工厂打工。工厂年产饲料添加剂粉状及颗粒状硫酸锌3000吨。2006年,该厂在显然没有取得政府批文的情况下,开始生产比黄金还贵重的稀有金属铟,而镉则是副产品。2008年4月,双桥村村民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细微变化。据罗金枝回忆,当地的井水喝起来开始有股奇怪的铁锈味,烧水器皿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从化学颜料工厂排放出来的红色污水

2009年6月27日,罗柏林死亡前一天,浏阳市政府突然关闭了工厂,并且安排厂区方圆1.2公里内3000余名村民体检,结果500人的尿镉含量超标。在政府的调查期内,又有4人先后死亡,这也让双桥村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镉村”。

罗金枝手中有一份包括双桥村及相邻的洞口村、普花村在内的不完全统计的死亡名单。据她说,从2009年罗柏林开始,到2013年已有26人死于镉中毒引发的各种疾病。

虽然政府向受害者家属支付了1万元到5.9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但却从未承认村民的遭遇与镉或其他金属有关。例如,2008年12月,罗金枝年仅5岁侄子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倦怠的症状,被诊断为铅中毒。此外,截至2009年3月,还有14名儿童被查出铅中毒。随着一连串死亡的降临,村民们开始展开抗议活动。2009年7月29日,数百名村民前往镇政府请愿,反映工厂的镉污染仍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次日,政府大楼被数千名村民包围。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不得不赶赴浏阳处理此次事件,并向村民承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然而,8月5日,浏阳有关部门却下令部署数百名警察带犬把守政府大楼。最终,企业法人骆湘平被捕,工厂被永久关闭,浏阳市环保局正副领导被免职。

湘和化工厂虽然已被永久关闭,但污染仍在。工厂关停后,留下一个用2米高围墙圈起的60亩厂区,其间的一座巨大“废渣堆”如同一枚炸弹笼罩着双桥村。一下雨,厂区内的渗滤液就会不停地渗入50米外的浏阳河。厂区周围3000余亩土地以及地里种植的作物都受到了镉的污染。村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搬走,并委托罗金枝与镇政府进行协商。

欧盟亚洲环境支持常德项目联络办公室协调员刘波在今年1月份调研湘和化工厂土壤治理情况后,同样得出结论认为“污染危害正在持续扩大”,不仅对当地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对浏阳河流域特别是长沙地区以及湘江构成严重的环境威胁。而湘江是两千多万人的饮用水水源。

湖南省是重要的重金属之乡。2011年,湖南省1003家有色金属企业生产的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到266万吨,居中国第3位,产值达到3795亿元。而官方在几年前就提出希望将湘江治理成东方的“莱茵河”,要让其变得更加漂亮、清洁、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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