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静
近日,备受关注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结束。其中,修正案首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发广泛热议。其实,生态补偿已在中国推行了多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过,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立法层面的保障等诸多原因,中国的生态补偿一直在困难中前行。如何从这种迷茫中突围,真正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是业内专家们努力的方向。摸石头过河我们家除了农田,山后还有20多亩林地,已连续7年获得了国家生态补偿金。这是我上学的重要经济来源,但已接到通知明年会停止补偿。来自湖北的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罗伊略显惆怅地跟同学说。今年7月9日,贵州省黔南州布依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一位领导在工作报告中提出,面对贵州省工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两难,珠三角地区应向贵州提供生态补偿。而最近,浙江省淳安县和安徽省黄山市联合开展了新安江跨界断面水体监测。此举意味着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些零散的信息,折射出当前中国生态补偿的现状。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某承看来,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生态补偿工作,但补偿标准不一,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尚未建立科学、标准的生态补偿机制。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2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从每年23亿元增加到约780亿元,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然而,在生态补偿探索中,有人正当获利,也有人利用政策谋私利,更有生态破坏者未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补偿。让更多人迷茫的,则是生态补偿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深层次问题掣肘尽管我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开展了不少工作,但在研究和实践上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沈镭回忆,2005年前后在研究所一次讨论会上,大家聊起了生态补偿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如补偿标准确定缺乏科学依据;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不够;生态补偿的范畴和总体框架没有建立起来;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数量不足;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管理,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政策和法令不够健全等。2005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组建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领衔。课题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向国家提出了9项政策建议,其中提及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破坏者赔偿,使用者付费,保护者获得补偿的原则。关于补偿标准,科学家们认为,一般来说,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和机会成本可作为生态补偿的下限,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可作为生态补偿的上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破坏情况与生态保护的目标,通过协商确定。同时,应根据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适当的动态调整。课题组还就此出版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专著。补偿可实现双赢尽管生态补偿的专著已出版,但许多地方政府仍未找到可供借鉴的具体案例作为参考。为给我国生态补偿立法提供科学依据,李文华课题组以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传统稻鱼共作模式为例,对比分析了我国传统农业与常规农业的生态效益。研究人员在浙江青田调查时发现,在调查区域内,农户很少使用农药,其用量大概为常规耕作模式的1/3。这从源头上消减了农业面源污染,通过计算,可缩减污染治理费用4200元/公顷。共生系统还减少了稻田甲烷排放量,使生产活动的外部负效益损失降低493元/公顷。综合而言,稻鱼共生系统使外部经济效益提高了2754元/公顷,外部负效益损失降低了4693元/公顷。因此,总体外部经济价值增加了7447元/公顷。如果从社会生态角度看,稻鱼共生系统比常规稻作模式有更大的贡献。刘某承介绍说。课题组据此认为,无论如何,农户进行稻鱼共生模式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外部经济效益,政府需要对此进行补偿。他们计算得出,若政府补偿974元/公顷,稻鱼共生模式的投入产出比可以从1:5提高到1:7;若政府补偿1136元/公顷,则其投资利润率从394.5%提高到599.9%。因此,补偿标准的下限为1136元/公顷。补偿标准的上限,即稻鱼共生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6045元/公顷。在专家们看来,或许浙江青田传统稻鱼共作模式将是中国生态补偿的一次有益探索。一方面,通过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农户获得了其创造的全部价值。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农户的补贴,实现了直接经济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的双赢。
《中国科学报》 (2013-08-28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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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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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的夏天 李昆摄

随着云南省红河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鲜为人知的“农业文化遗产”开始走入我们的视野,农业文化、传统农业也重新引起关注和讨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核心便是农业文明。只是伴随着我们农村城镇化、农民工进城、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滚滚洪流”,农业文化逐渐被冲击、被边缘化。农业文化遗产就是这个进程中遗留下的“碎片”。所幸,我们还有这样的碎片。

近年来,代表中国农耕文化的古村落消失速度加快,作家冯骥才把这种现象比喻成“文化悲剧”。实际上,濒临消失的远不止这些古村落,更有包括技术、知识、物种、景观等在内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很多人一谈到传统农业,就认为它是落后的,总希望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农业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认识的功能,比如传统农业的文化功能、生态功能,传统农业中蕴含的科技价值等等。若对其进行生态、文化、科技等多方面价值的挖掘,十分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农业文明的“活化石”

哈尼梯田被中外游客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迹”,这里的漫山梯田与云海、森林、村庄组成一幅奇妙的图画,一年四季变幻色彩,甚至一天之内也是气象万千,宛如仙境。

与一般的旅游区不同,哈尼梯田的美景是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哈尼梯田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她是公元8世纪至今亚洲海拔跨度最大、规模最广阔的稻作文化区之一。其灌溉稻作梯田系统在唐代至清代的千余年间逐渐成形,是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扩展和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特缩影,持续至今并充满活力。

哈尼族人的村寨都建在半山腰,村寨的上方,有茂密的森林作为水源地,村寨的下方是梯田。森林中渗出水流,通过自成一体的灌溉网络通向村庄,再流入梯田,最后再以田为渠流向河谷。

闵庆文在考察哈尼梯田后十分感慨,他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梯田成了哈尼族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地。哈尼梯田的壮观、美丽和梯田建造与维护中的巧夺天工令世人瞩目,而哈尼族人的宗教习俗、乡规民约、民居建筑、节日庆典、服饰歌舞、饮食文化等,也无不以梯田为核心,处处渗透出天人合一的梯田生态文化理念。”比如哈尼族人的节日都与梯田劳作有关。像昂玛突节,就是每年播种前的一个祭祀节日,矻扎扎节是每年谷子扬花时过的节,新米节则是在谷子成熟即将收割时过的节。由此可见哈尼文化便是建立在梯田之上的。

如今哈尼梯田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稀缺的文化遗产资源,这必将助推当地旅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而这也将对弘扬中华农业文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天人合一”的生态优势

浙江青田传统的稻鱼共作模式是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田养鱼在青田县至少有1200年的历史,这种耕作方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稻鱼双收。在田里,水稻可为鱼类提供遮阴和有机物质,而鱼类又通过搅动增氧、吞食害虫、排泄肥田而有益于水稻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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