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并排站立的13个人中多数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他们一身白衣,衣服背后印着“无声合唱团”几个字,这是指挥老师李博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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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具有魔幻色彩。13岁的秋露站在舞台中央,灯光从头顶垂直打了下来,照在她纯白的短袖T恤上,在金黄色背景墙的映衬下,她整个人显得闪耀。

训练期间,有两个女生离开了无声合唱团:一个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母亲患病,被迫放弃学业回家结婚,另一个去百色市读中职。

数学课上,老师提问,“56×24=?”几个男生望着罗安强,手在空中比画着,大概意思是“这个答案是多少?”年龄最大的罗安强是同学们的主心骨,明年即将初三毕业的他,已经在学校待了六七年。全班只有他掌握加减乘除四种运算方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内容。

李博问孩子们最想去哪里玩,孩子们翻到了“欢乐谷”的照片,“噔噔”一个劲儿用手指戳手机屏幕。

班主任廖家露没来监督,罗安强从抽屉里拿出白色画纸,用铅笔涂画着,何青东四处张望,也有同学用手语快速交谈,有时着急,下意识拍对方胳膊一下,发出“a”,“ze”的声音。

两人没了主意,既不会手语,也不能用专业教学方法对待孩子们,“怎么教?”偶然一次,李博去校外给孩子们买冰棍,看到罗安强嘴里含着剩下的扁木条,李博灵机一动,尝试用木条帮他按压舌头,之后,大家又想出吹气球,吹纸条的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体内气息的流动。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黑板右上方的绿灯亮了,几个男生一哄而散,跑到操场上追逐打闹,“孩子们很难坐得住,对学习的专注力比较低”,廖家露常为此事发愁。

大部分家长并不明白孩子们怎样学习合唱。这群聋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何青东的父母在广东打工,任秋露的父亲在南宁揽活,罗安强和杨薇薇的父亲在凌云县周边做工……他们为维持生计砌墙,锯木,在建筑工地附近吃睡数月,年收入三五万元,把钱寄回老家养活一大家子。

然而,2018年8月4日晚7时许,他们站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伴奏的箫声响起,“无声合唱团”开唱了……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家长们并不了解听障的康复方法,更不知道约20万元的人工耳蜗可以帮忙孩子恢复听力。被送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时,这群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岁。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广西有超过1万名18岁以下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且每年新增1000多名听力残疾患儿。

无声世界

周校长说,孩子们利用的是教学外的时间,只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并不会影响他发挥额外的特长或参加其他文艺比赛,如果将来有正规团队在本校挖掘好苗子,学校绝不会阻拦。“目前,我们能为孩子提供的,也就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了”。

2018年12月24日8时15分,早读课。秋露坐在教学楼二楼聋四班的第一排,从抽屉里的一堆小册子里翻出聋校实验教材第七册语文课本。

秋露、美萍说想去北京,薇薇喜欢厦门。

普校里,周一的早读课往往是一片集体朗读声,而这只能听到书被翻得“哗啦哗啦”的响声。这里是凌云县唯一的为残疾儿童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寄宿制学校,成立于1995年,现在共有79个残疾儿童。学校7个班中,五个培智班接收严重智力缺陷的孩子,另外两个是聋哑班,共计21人,90%的学生是先天性失聪。

这些孩子来自广西省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他们年龄不等,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作为先天性失聪者,失声是随之而来的另一大障碍。在无声的海洋里,他们就像那条发出52赫兹频率的灰色鲸鱼Alice,塑造着另一个独特又孤寂的世界。

廖家露眼里,聋哑班的孩子敏感脆弱,不爱与人对视,看到陌生人便低头走远,秋露更是这群孩子中出了名的爱哭鬼。但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孩子们。

周校长没来得及告诉孩子们的是,县领导关注到无声合唱团的社会反响,打算给予学校更多帮助。

除了秋露,无声合唱团里有四个成员也在这个班级——15岁的罗安强,14岁的陆美萍,13岁的邓国龙和12岁的何青东。

到外面去

2018年3月,秋露才进入这所学校。“她掌握的知识远低于普小正常孩子的水平,但我们只能按聋校初一新生接纳她”,廖家露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学校任教近两年,她观察到,多数听障孩子被送到这里时,都已经超过正常入学年龄。

但在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回忆,从自己任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主任到创办“舒耘”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在得到专业康复训练的情况下,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升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听力损失严重、助听补偿效果不佳的学生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针对听障考生设立的学院。如今,他们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秋露3岁前还是感应性耳聋,家人以为她只是发育迟缓,没放在心上。送到普校读小学后,母亲才得知秋露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她不放心孩子这么小住校,始终没舍得把女儿送到特殊教育学校,直到小学毕业。

然而,2018年8月4日晚7时许,他们站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伴奏的箫声响起,悠扬的古典旋律萦绕整个大厅,50秒后,鼓瑟齐鸣,“无声合唱团”开唱了……

舞台上的秋露不再像往常一样,低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深吸一口气,眼睛直勾勾望向台下的陌生面孔,三层楼坐得黑压压一片,她很久没眨一下眼睛。

年龄最大的罗安强是同学们的主心骨,明年即将初三毕业的他,已经在学校待了六七年。数学课上,老师提问,“56X24=?”,秋露双手托腮,习惯性皱眉。几个男生望着罗安强,手在空中比划着,大概意思是“这个答案是多少?”,全班只有罗安强掌握加减乘除四种计算方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内容。

秋露逐渐发现自己与弟弟妹妹的不同,她越发不愿与人交流,回到家便坐在电视机前,两小时都不挪步。

2018年8月,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长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接触时间久了,她发现,班上孩子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唯有对直观性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每次上语文课,她会从网上找来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照片,放映在40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给孩子们展示。一篇《大熊猫》的新课文,35分钟的课长内,仅仅复习了“尾巴、爪子、毛茸茸”等十个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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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来自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作为先天性失聪者,失声是随之而来的另一大障碍。

三项要求都是周校长思索很久之后申请批准的。“不能仅让这几个孩子迅速获得物质奖励,让他们对金钱形成依赖和欲望,而是让更多的孩子获益,反而能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团结性,又让无声合唱团的家长看到实际回报,更支持孩子们。”她说。

廖家露估算,一篇两百多字的课文平均要六节课才能完成,“尽量给孩子们进行分层教学,但是学生人数太少,师资力量跟不上,无法实现按年级分班。”廖家露有时候把一节课的时间拆成几块用,尽量给不同水平的学生分别教学,但效果并不理想。

“无声合唱团是阳春白雪,怎么能沾染这些铜臭味”,有了北京经历后,李博已经决定放弃从各类机构、组织筹钱的打算。

对于无声世界的孩子来说,要达到演唱标准唯有一个笨方法—强化肌肉记忆。即便是正常人,每次开口都保持一个音准也是件困难的事。张咏将新的练习方法称之为“规制”,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红灯浮动指示随时调整。

“当然要拒绝,不然岂不是把孩子培养成敛财工具了?”
周校长和李博、张咏商量,以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演出和项目邀约坚决不接,若是政府牵头举办的,带有公益性的活动才考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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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县的一天是嘈杂的。县城的中心主道迎晖路是热闹的源头,各家店铺争相播放流行歌曲,有老板干脆把半个人高的音响摆到门口。沿着迎晖路上的十字路口向东,是菜市场,叫卖声此起彼伏。喧嚣的尽头是一片僻静的住宅区,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便坐落于此。

36岁的李博并非学音乐出身。2006年,他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他擅长用编绳、砂、石等不同材质构图,画作中极力展现人类身体的不同状态,寓意对自我的关注和解放。工作之余,他化烟熏妆,玩吉他,也写批判社会的歌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

隔天,他回北京解了约。

三年前,李博、张咏在学校操场和聋哑班孩子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群山外的世界,同龄的学生除了每学期在学校学习语数外生化等九门课程外,许多孩子还课外报了琴棋书画方向的艺术兴趣班。在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时间被分成两部分。上午,语文和数学是必修课,到了下午,美术、手工和体育课才是孩子们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

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欢乐谷游乐场,过山车,大摆锤,急速冲浪等,他们从九点开园,待到晚上七八点才肯走。

“聋哑人的声音未经过文明的驯化,是本能的,没有污染的,带有自然的质感”,张咏和李博凭直觉判断,这个声音或许能给他们带来新的灵感。

我说:“我觉得是个实验性质?”

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大门口。新京报记者赵蕾摄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两点半,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爬起床去天安门看了升旗仪式。随后,他们逛故宫,爬长城,吃北京小吃,跟着“导游”李博,不知疲倦地走,一个知名景点也没落下。

有天采访,李博突然问我:“你觉得无声合唱团是个什么性质?”

7月18日,无声合唱团坐上了南宁开往北京的高铁。陆成军觉着新鲜,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又拉着罗安强等几个男生一起去研究卫生间的门怎么打开。

当天,北京音乐厅里1024个座席几乎没有空位。随着箫声在50秒的停顿,指挥者李博迅速在胸前做了几个手势,“预备”,右手指挥棒起落瞬间,何青东一声do音“啊”,拉开了演唱序幕。

回到后台,周校长与杨薇薇等挨个拥抱,她不停用手语说:“你们最棒,以后也要加油”,秋露默默坐在椅子上,抽了几下鼻子,又哭开了,罗安强躲开人群,很久没转过身来。

接触时间久了,她发现,班上孩子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唯有对直观性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每次上语文课,她会从网上找来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照片,放映在40寸的电视屏幕上给孩子们展示。

秋露3岁前还是感应性耳聋,家人以为她只是发育迟缓,没放在心上。送到普校读小学后,母亲才得知秋露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她不放心孩子这么小住校,始终没舍得把女儿送到特殊教育学校,直到小学毕业。

更多人愿意看到积极的一面,但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消停过,“让孩子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不擅长的方向,真是正确的选择么?”一位拍摄“无声合唱团”的摄影师曾向周校长发问。

廖家露估算,一篇两百多字的课文平均要六节课才能完成,为了照顾班上不同年级和年龄学生的接受能力,她会选择折中难度的内容讲解,“尽量给孩子们进行分层教学,但是学生人数太少,师资力量跟不上,无法实现按年级分班。”廖家露有时候把一节课的时间拆成几块用,尽量给不同水平的学生分别教学,但效果并不理想。

厦门的演出并不完美。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机会。2018年4月,学校收到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邀请。

秋露只在课本里看到过北京天安门,她不知道,这个位于西长安街的音乐演出场所,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度享有“中国音乐圣殿“之称。

更多的家长说的是:“挺好,试试吧”。

经过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两人来到了这个重点扶贫县城,决定以教孩子们发声的方式采集不同的声音。

李博告诉我:“这肯定不是实验,虽然我说不敢保证坚持多久,是因为制定计划也是基于我和张咏而不是孩子们,我们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改变,他们也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但这个事毕竟五年都坚持了,就做着吧。可能没有任何计划,才是对孩子们最大的负责。”

孩子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与在厦门登台时一样,孩子们从上到下纯白着装,与李博和伴奏老师的一身黑形成色彩对比。孩子们素颜,女生的头发随意捆扎在脑后,“白色寓意这帮孩子是纯净的,他们的声音更是”,这是李博想传达的艺术理念。

记者也纷至沓来,每个月都有一两家媒体到学校来采访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主题集中在李博和张咏如何帮孩子们组建“无声合唱团”,带他们登上北京舞台。

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但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作为合唱团,孩子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曲目,换句话说,就像钢琴上固定的琴键一样,每个人必须准确发出自己适合的“do”、“re”、“mi”……某个标准音。

“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吧,让孩子们获得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想让他们感受到无声世界只是与有声世界有差别,不分优劣好坏,如果孩子们的声音能够搭起两个世界沟通的桥梁,让彼此多一份尊重和友爱,那么他们就是帮助了自己”。李博称,自己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无声世界的艺术家。“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

2018年12月19日18点50分,临近元旦成都的演出,李博和张咏每天下课后都来学校给孩子们排练两小时。新京报记者赵蕾摄

李博想到了卖旧画,2014年开始创建无声合唱团后,他在798的画室已经关闭了四年。

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阵阵,他们听不见,只是深鞠一躬,退场。

2018年11月16日,县政府批示,在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获得“深圳盐田区帮扶贫困寄宿生”的名额由31人扩增至79人(全校),也就意味着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包括800元/年的生活费,600元奖学金,三套衣服和350元的床上用品的补贴。另外,今年每个学生还能享受600元的生活补助拨款。周校长还为无声合唱团元旦成都演出活动申请了家长陪同的出行费用,几项开支共计12万元。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下课铃声响起,黑板右上方的绿灯亮了,几个男生一哄而散,跑到操场上追逐打闹,“
孩子们很难坐得住,对学习的专注力比较低”,廖家露常为此事发愁。

“我站在台上指挥,看到吹洞箫的蔡雅艺老师眼睛红了,张咏等好几个伴奏老师偷偷抹眼泪,我问了很多人,‘你们是出于怜悯吗’,大家都说是震撼和感动。”

2013年底,时任校长周彩英从李博手中接过他的个人画册,里面是他先后在迈阿密、伦敦、新加坡等国家办画展的作品。陌生人的经历吸引了她,“两个在大城市里搞艺术创作的人,应该能给山里的孩子们与众不同的刺激吧?”周校长的初衷是,他们能把外面世界的缤纷色彩描述给孩子们,让他们更多了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谋生,比如,画画、唱歌、玩乐器……

冬至那晚,周校长叫李博、张咏去家里吃饭。聊至兴起,她忽然说,自己偶尔也困惑,孩子们是否在付出中收获了对生活的眷恋和信心。“只是人生苦短啊,当他们步入成年,回想起童年时光,有这么一段纯粹、快乐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吧”。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孩子们佩戴耳蜗后,外界声音会通过解码、编制成电信号,传达到他们耳中,有声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消化和理解一首歌曲虽然困难,幸运的是,他们还能感受到音符的律动。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选拔标准很简单,自愿发声并接受训练的孩子我们都拉进来了”,李博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李博答应带孩子们在北京多玩几天。按照要求,演出时长必须满足四十至五十分钟,需要和乐队进行更多的磨合,他们最终决定提早半个月进京训练。

周校长同意两个“陌生人”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但合约签订后,经费却迟迟未落实。一次电话中,对方试探性地提议以孩子们的名义融资,让李博和张咏把他们的教学经验编写成教材售卖,同时扩充合唱团的生源,组建一个2000人的队伍。

起初,所有人脸上挂着迷茫。杨薇薇会喊“啊”,但她一直用胸腔发声,音高随心情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李博把她的双手分别放在自己的喉结和腹部,让她体会身体不同部位的振动频率,杨薇薇一脸疑惑。

某天傍晚,他们闲逛至北京天坛公园附近,忽然听到一位卖艺的聋哑男子在街边嘶吼。“就‘奥’那两嗓子,很原始,一下把我俩震住了”,李博回想起这个瞬间,仍会心头一颤。

采访快结束时,我回到聋四班教室,让廖老师用手语帮我翻译了几个问题,“长大以后想去哪里?”

皇家88平台,2014年11月,在“无声合唱团”成立近一年后,另一个听障儿童组成的公益性合唱团—“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诞生,这群孩子全部佩戴人工耳蜗。

在这次演出中,年纪最小的杨薇薇几次破了音,还有孩子没跟上节拍。但从节目视频上看,他们盯着李博的指挥棒,跟着手势的节拍演唱,没有怯场。

寻找未来路径

廖家露给孩子们展示故宫、长城、颐和园的图片,“故宫”是皇帝们住的地方,“颐和园”是皇帝的大花园,孩子们似懂非懂,但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图片时,何青东高兴地用手语:“北京是个伟大的城市”。

想要到达这个距离北京2629公里的小镇,需要换乘飞机、动车和大巴3种交通工具,花费10小时左右才能抵达,其中三个多小时,汽车在深山中蜿蜒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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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校里,周一的早读课往往是一片集体朗读声,而这只能听到书被翻得“哗啦哗啦”的响声。这里是凌云县唯一一所为残疾儿童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寄宿制学校,成立于1995年,现在共有79个残疾儿童。学校7个班中,五个培智班接收严重智力缺陷的孩子,另外2个是聋哑班,共计21人,90%的学生是先天性失聪。平日,学校的铁门紧锁,只有每周五下午,家长接孩子们回家过周末时,才完全敞开。

但记者们最关心的延展问题是:“音乐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

“北京在什么位置?我们怎么去?何时出发?”孩子们争先用手势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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