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并非要表达一种道德优越感,作为博士生群体中的一员,我也同样面临发表2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的压力。断断续续给众多期刊投稿一年多,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要么很快被退稿,要么一直杳无音讯,这种隐隐的焦虑,从入学那天起一直伴随。

现在不仅是拼爹拼妈,还要拼导师、拼学校。发两篇C刊论文都快把博士生和导师逼疯了。前段时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军在公开场合建议,取消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的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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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中国青年报》青年之声3月29日《读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文中,受访的博士生几乎大都在“诉苦”。其实,现实中身边也不乏类似的抱怨,“很多教授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们发C刊?”“有些期刊根本不收博士生的文章,第一作者都要教授。”“编辑连看都不看,直接退稿了。”“有期刊投了一年了,没有任何回复,就这样拖着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审稿,难道都给‘关系稿’留着版面吗?”……说起发论文,博士生们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几乎都对当前的评价标准感到不满,当然,一些抱怨中也夹杂着个人偏见、情绪化表达。

这番话惹得争议四起。有人觉得说到心坎上,也有人直言,如果发不出论文,还读什么博士?

南京一高校,大学生拍毕业照作别青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下,高校对博士毕业发表C刊论文的要求并未达成一致,少数高校虽然取消了发表C刊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岗位招聘时依然看重C刊的发表数量,鉴于不少文科博士生就业首选仍然是高校,“C刊发文”终究是无法逃避的“大山”,仅有一篇毕业论文,根本没有竞争力。

实际上,对很多文科博士来说,C刊确实成了毕业的一道槛。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容量实在有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建军直言,这种规定,是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开春以来,对于在北京某重点高校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马广军来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完成了博士期间最艰难的“指标”任务——发一篇C刊文章。

有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博士预计毕业人数是16.9万人,最后毕业人数是5.8万人,未正常毕业率高达65.7%,而2016年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则是66%。博士扩招,文科C刊版面有限,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也有发论文的刚需,僧多粥少,水涨船高,在读博士延期毕业已是常态。

C刊,僧多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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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前单一的学术评价标准也屡遭学术界诟病。文科的学术成果究竟该如何评价才算完全合理,已背离初衷的评价方式又该如何逆转,说起来虽然头头是道,但实施起来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样”。

C刊是学术圈内约定俗成的说法,它的全称为南京大学核心期刊。每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都会公布期刊目录,在目录内的,就是C刊。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以为,即使高校调整“游戏规则”,采取多元评价方式,也并不代表就会降低标准,任何设定的“杠杠”都会成为部分人的“拦路虎”,大家“混一混”都能乐乐呵呵、轻轻松松毕业的话,无异于自杀式地“戕害”博士教育质量。

在很多大学,博士生特别是文科博士生拿到学位的前提条件,是发表至少两篇C刊论文。

此前他已经发表过两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这意味着,他读博期间的论文硬指标总数已经实现。

然而,抱怨多了,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平心而论,资源竞争从参加高考时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教育金字塔最顶层——博士阶段,竞争强烈加剧更是一种必然,优胜劣汰、生存竞争是常理,现实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据了解,在欧美一些国家,博士毕业的难度甚至比国内还要大,与国内高校只看结果相比,国外高校更注重过程考核,不仅在读年限长,淘汰率也很高,这种压力直接导致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

所谓的C刊总共只有750种左右,加上所谓的扩展版与集刊,也不过1000种。邹建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果每种刊物都是双月刊,每期刊发25篇文章,一年下来也只能发表15万篇论文。除了博士研究生,各高校对于副高以上职称也都有论文发表要求。如果要求所有博士研究生都要发表所谓的C刊,那么就算是在现有数量上增加5倍C刊,也不够。

“博士苦、博士累,负担累累人心碎。”一段时间来,博士生因心理压力大导致抑郁、甚至自杀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而近期演员翟天临博士论文学术不端事件更是炒得沸沸扬扬。博士生,这个现代教育顶尖层次人群的生存境遇广受关注。

也要看到,再恶劣的竞争环境,总有人能把“游戏规则”玩转在股掌之间,文科专业中,硕士生在C刊发表论文的不是没有,理工科更不乏“牛人”。当然,这样的人仅属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不是天资聪颖,也没有敏锐的学术感知力,要想在学术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只能靠比其他人多“吃苦”,靠加倍努力来补偿。

发不出来,怎么办?

博士生到底该如何培养,也成为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傅道彬委员建议,博士培养是我国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国家应该出台相关规定,让博士生们从学术之外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蓄力量。

上学期,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抱怨,他一个就读博三的学生回校见他,谈及毕业论文进展情况、所提出的问题等,几乎没有任何长进,和上次见面差不多,这让他对这个学生感到失望,离校这段时间根本没认真看书,延期毕业成定局。

理工科学生还能在国外发表论文,找条阳关道,但对很多人文专业学生来说,要在国外找到合适投稿的期刊几乎不可能。很多时候只能靠导师。中部某高校一名博士生说,很多C刊压根不接受博士生单独署名的论文,因为教授们的论文都发不过来。所以,跟着导师发,或靠导师和期刊主编的人情关系在C刊中蹭一个位置发,是通行做法。

读博,以青春作赌注?

按照一些文科专业的培养安排,第一年前两个学期修学分上课,第三学期在毕业论文开题后,就开始“放羊”了,有的出国参加项目交流,有的回去兼职,还有的待在学校,大家各忙各的,不会像有的工科那样,天天还要打卡,在实验室待着,甚至有“老板”监督、给导师打工,博士最长修读年限是7年,文科专业可支配的时间相对宽裕。

供需严重不平衡,使得发文章要版面费成了一种潜规则。邹建军就不止一次听说,有的C刊,收4万多元才能安排一篇,且一年后才能发出来。期刊是国家出资,博士生也没有项目经费,本身就不该交版面费。邹建军说,大量博士生发C刊需要经费,是学校的不良政策逼出来的。

“毕竟是一场豪赌,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筹码’就冲进了这个‘赌局’,人生最黄金的几年都扔在这里了。”说起读博的状态,23岁的陈育叫苦不迭。

其实,每个专业都有按期、延期甚至无法毕业等多种情况,能不能早些毕业,个人专业素养、自我约束力、努力程度、导师的能力和责任心等都是影响因素。困难面前,总有人会放松自己、败下阵来,也总有人对自己严格要求、迎难而上。

邹建军强调,要求博士研究生发表C刊论文,这种规定没有根据,不符合实际,从多年实践来看,也没有成效。

去年6月从浙江大学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同年9月顺利跨专业进入中科院上海分院硕博连读,在别人的眼中,陈育是典型的学霸。

我认识两位工科专业的博士朋友,今年都能按期毕业,他们都有家庭和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的,平时还要平衡工作和外地读博的关系,问及小论文发表情况,他们都已发表超出学校要求的数量。当然,专业不同,并不具备可比性,但他们专业的竞争恐怕并不比我们轻松多少,发表论文的数量也能说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

一刀切的背后是单一化评价体系

可读博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忙起来的时候,能够连续一个月每天做实验到凌晨,“周六周日连个懒觉都没得睡,一早就得去整理实验数据,看着有些同学吃喝玩乐回家团聚,觉得自己挺惨的。”

“诉苦”算是一种求得关注和心理上的宣泄,然而,他人若没经历过,对于读博的“苦闷”也根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要知道,没人在乎你背后的努力和痛苦,人们只会关注你成功与否的结局。博士群体中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面对压力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方式也不同。作为成年人,既然选择了读博,就要做好充分地心理准备,积极面对残酷竞争,与其多“诉苦”,不如多“吃苦”,早作规划,努力付出。

重点难道不应该放在博士学位论文上吗?美国西北大学人文社科博士周佳觉得,人文社科在乎的是厚积薄发,需要博士生具有广阔视野,有能力建构一个宏大体系,这意味着博士生必须啃大部头,静下心来沉淀,用数年时间慢慢熬出一部作品学位论文。

有时候实验推进不顺,走进实验室都会让陈育感到生理不适,“有种恶心的感觉,就想回家”。

胡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而对安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余一力来说,沉淀是一种奢侈。在论文发表压力下,他要在博士第一年完成期刊论文,在第二年完成投稿工作。本来想好好读读康德和黑格尔,但真的没有时间。

事实上,不仅是陈育,他身边不少博士生也面临着这样高强度的压力,“有师兄得了严重的心理抑郁,甚至有人因心理问题引起了神经性皮炎。”

邹建军说,对于博士生的水平,最科学的评价标准就是同行专家评议,也就是所谓的论文匿名审稿和答辩委员会专家的评议。C刊只是南京大学开发的一个数据库,它和学者的学术水平没有直接关系,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关系。

科研的过程“苦中有乐”。有一次,陈育的课题遭遇瓶颈,所有的方案都试了一遍,甚至陈育的导师都觉得“可以放弃了”。就在陷入绝望时,睡觉时做的梦给了陈育启发,醒来后他一步步回忆梦境,发现确实有些方面没有考虑到,“立马去实验室测试,真的太神奇,需要的信号出现了。”回忆起这段往事,陈育感言“简直太神奇,是上天的赏赐”。

其实,把C刊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硬指标,是各高校自行定的规矩。不过,整套要求的背后,是延续多年的数论文评价体系。

“有时候也很矛盾,年轻人就应该拼一拼呀,但是又很担心自己如果真的拼得太过,身体出了状况,父母咋办!”害怕扛不住、不时想退学,绝望和希望伴随着读博生活,陈育说,自己拿青春作赌注,一头扎进了一个有无限未知可能性的“地带”。

邹建军指出,高校把规矩定死就省事;而且,高校也有私心学生发表论文数量多了,就能增加学校的学术GDP,以在各种评比中占据优势。

“当我发现自己开始评估从实验楼哪层跳下去比较可行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人说,这个文凭不要了,小命比学位重要。”27岁的叶军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目前在准备毕业论文,如果顺利,今年夏天就可以毕业。可回首走过的路,叶军隐隐有些后怕。

对学生,也有现实作用,否则找工作会被用人单位嫌弃。

本科毕业考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保送博士,看似学业顺风顺水,但其中的苦楚并不少。“大学同学很多都入职了,有的已经小有成就;很多人都成家了,都有职业发展的方向。”经济上的负担,科研的压力,看不见未来的无助感……这些都曾让叶军备感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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