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可以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至少在大别山腹地的这个小镇上,这事儿一点儿也不稀奇。

“十年撤点并校后,我国的小学生辍学率倒退回十年前?”2012年11月,这个数字引起全国关注。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位于毛坦厂镇以南30多公里处。毛坦厂近年因为一所被视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而出名,镇上的“陪读经济”方兴未艾。晓天镇的陪读没有邻镇那种争分夺秒送孩子赶考的悲壮,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

它来自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教育部随即澄清,近年来城镇化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学者使用原有的辍学率计算方法,得出数据并不准确。但过度“撤点并校”的后遗症,已引起教育界忧思。本报2012年12月28日见报的《“中国式撤点并校”大凉山样本调查》,报道大凉山的农村教育格局已被完全改变。

毕竟,这里不是毛坦厂,尽管当地人大都听说过那个地方。这里的校园里没有高考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高考考生挂在嘴上的“一本”和“二本”对此地居民来说还是好几年后才会考虑的事情。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小镇,拥有一所普通的山区小学。

十年“中国式撤点并校”后,是否会走上恢复村小之路?我国农村的教育格局又该走向何方?对此,中国青年报记者继续深度探访。

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估算,全校现有的451名学生中,有超过一半学生来自周围偏远的村庄。过去十几年里,散落在农村的教学点陆续撤销,这所全镇最大的公办小学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处的村民们,离开居住多年的村子,从孩子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来到镇上租房居住。

辍学之痛:“新的历史高峰期”

属于这个小镇的“陪读经济”诞生了。

在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张博老师发现,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汇聚

荔堡镇共有18所小学,2000多名学生,“大约每年都会少50个孩子”。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村小流向中心小学,大都是因为农村父母的要求。

在晓天镇,陪读者多为年长女性。年轻父母们顾着外出赚钱,几乎一年只回家一次,养育孩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年轻妈妈放弃在外务工,辞职回家,专心陪读。

这几年来,小规模的农村学校陆续消亡。今年秋天,荔堡镇一所村小的报名效果不理想,开学后家长[微博]看到学生太少,于是带自己的孩子转学,“顿时人走了个精光”。随后,这所学校就被撤掉了。

男性去哪儿了?他们分布在杭州、宁波、苏州、上海这些城市,做木匠、销售员、大货车司机或是服装厂工人,然后把收入输送到这个小镇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统计,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这些收入首先撑起了小镇卖早点的摊位。晓天中心小学位于山脚下,每天早上7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喇叭声,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到来。卖早点的小铺被红红绿绿的书包包围,家里来不及做早饭的,孩子们会花3元钱在这里买一根火腿肠、一块糍粑作为早餐。

学者发现,这一速度,已经远超过了农村学生减少的速度。据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研究所刘善槐研究,2000年至2005年学生数量的减少比例均小于4%,从2006年至今,这一比例已经小于3%。

陪读客们则开始了这一天的事务:洗衣、买菜,为孩子准备晚餐。坐落在学校周围的那一栋栋旧式厂房便是他们的“家”。

“但学校的减少幅度却没有随之缓和。”刘善槐说,从2000年开始,我国每年小学学校数量的减少比例均超过6%。

厂房过去属于军工厂。20世纪90年代,工厂搬迁后,留下大片闲置的车间和宿舍。如今,这些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又因为新的住户,获得了新生。

刘善槐的话,一针见血。“在学龄人口的地理分布基本没变的前提下,只要学校减少的速度一直大于学生减少的速度,上学的距离持续增加,寄宿制学校建设未能及时跟上,辍学率剧增的临界点必然会出现。”

门口三两成群闲聊的陪读老人以及晾衣架上一排排的小孩衣裳,证明那些破败的房子仍在发挥功用。墙砖大多残缺、变色,木质的门窗仍是上世纪留下来的,就连上厕所也要去最近的公厕。

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河北省教育厅原巡视员韩清林调研,这个临界点出现在2008年。

汤中华前几年搬到这里时,屋顶漏水,她花了1000多元修好屋顶,在街上捡来别人扔掉的废弃不用的木桌,又从农村老家运来床、水壶、桌椅,才将几间出租屋一点点拼凑出家的样子。

“从那一年开始,全国小学辍学率出现大幅度回升。”

她57岁,陪读已有7年。

韩清林历数,1991年,全国小学辍学生303.23万人、辍学率24.77‰;此后辍学率逐年下降。到2000年,辍学生减少到62万人,辍学率降到4.58‰。但2008年辍学人数回升到63.25万人,2009年92.64万人,2010年82.83万人,2011年88.33万人,年辍学率分别为5.99‰、8.97‰、8.22‰、8.89‰,“与1997年至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

早些年,晓天中心小学原址上是一所寄宿制初中,聚集了从周围村庄来上学的孩子们。生源减少后,初中并入了另一所中学,小学搬了过来。

我国小学辍学率有没有大幅度反弹?是否“回到十年前的水平”?

汤中华真正的家在十几里山路外的山头上,对于这位要陪两个孙女上学的祖母来说,离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11月23日答记者问时表示,10多年来,小学生辍学率都没有高于1%的国家控制线,特别是近年来,小学五年巩固率一直比较稳定,“说明我国小学控辍保学的措施是成功的”。“但由于我国学生基数较大,辍学问题仍需得到长期关注。”

7年前,她的大孙女在村里上幼儿园,那时,学校就在家门口。在她的视野里,随着生源减少,没过多久,学校“垮掉了”,孙女只能转到镇上读书。

在这其间,小学低年级成了辍学的主体。韩清林研究发现,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辍学率分别占辍学生总数的86.8%、73.7%和89.9%。“这成为了新一个历史高峰期。”

镇上离村子有十几里路,骑摩托车还要将近20分钟,冬日遇到风雪天,一不小心就会在山路上摔跟头。汤中华索性在镇上租了房子,正式开始陪读。

“因为农村撤并的主要是村小和教学点,它们恰恰在交通最不便的地方,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刘善槐说,“低年级学生年龄小,他们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徒步上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路途中的安全隐患。一旦上学距离超出了一定的范围,而学校的宿舍建设与管理未能跟上,家长往往会让其辍学,直到其年龄能够承受该距离,才可能让其重新回到学校。”

同汤中华一样,对60岁的江道柱来说,陪读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他所在的大马村离镇上有17公里,以前家附近就有一个教学点,只有幼儿园和一、二年级。他的大孙女读完后便转到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那里可以接收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寄宿。

走读之伤

但是,等到他的小孙女出生,村里的教学点不复存在。他也来到了镇上。“为了小孩的教育必须要过来。”他说。

大规模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学生家庭距离学校变远,各种不规范的“土校车”应运而生。校车事故连年频发,不断夺走年幼的生命,成为全国的伤痛。

很多陪读家庭来到这里,都有同一个原因:孩子待在老家已无学可上。在这地广人稀的小镇,村子的小学正急剧减少,目前,晓天片区的16个村子只剩下4所村小,每所村小的学生市场不足5人。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哈咇嘎乡,从2004年开始,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到中心小学上学,后逐步扩大到三四年级。现在,乡中心小学一至六年级有173个学生,留守儿童占到四分之一。村里保留的教学点,一般只有六七个孩子和1位老师。

叶诗友曾是其中一所村小的校长,十几年来,他见证了学生的锐减:2005年时学校还有80多个学生,到2010年已锐减到二三十个。3年前,仅剩十几个,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了。

孩子最远的家离学校有25华里,学校采用了寄宿制。“县政府没有同意给学校配备校车,孩子们周末回家都靠家长自己想办法。为了防止事故,学校要求家长一辆车最多只能带两个孩子。我们安排两名老师守在校门口,每个班主任守在自己班的门口,家长来接孩子都要签字。”哈咇嘎乡中心小学马校长说。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外出务工者人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父母开始将孩子带到外地,经济条件好一些的送到省会合肥,次一些的去县城,再差一些的便送到镇上。

而张博老师所在的荔堡镇小学并没有寄宿制,孩子们都是以走读为主。距离远的孩子,父母在学校周围租房子照顾孩子上学。

“村里教学质量不行”,谈起离家陪读的原因,一位家长说。一位村小教师则说,在村里,若不是家庭极其困难,有余力的都会将孩子送到镇里念书。

这样造成的经济负担,在被撤校的农村地区更为普遍。“学生往返需要家长或请人护送,负担加重。寄宿在学校,生活费用就大幅增加。一些边远地区出现的家长租房陪读,负担更成倍上涨。”韩清林说。

叶诗友对此也很无奈,山里最缺老师,从2005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学校申请配备英语教师,然而直到学校被撤,也没找到——没有人愿意来这穷乡僻壤。有的年轻人分配到这里,绕着学校走一圈,课都没上一节,背着行囊就走了。

随着村小的消失,诞生的是许多急剧膨胀的中心校。中国青年报了解到,多省都存在农村中心校超容的现象。

“年轻人不能往教学点放,放了马上就走。”负责这个镇教育工作的晓天中心校校长徐家艾无奈地说,“山区条件落后,留住人很难。”

“很多家长还想送一二年级的孩子到中心小学,但是太小的孩子需要专门的生活老师照顾,现在老师少,没有办法满足需求。”马校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如今,4个教学点里,人数最多的也只剩下4个学生。

韩清林认为,高中向县城集中、初中向城镇集中,必然带来教育质量提高,但他强调,小学低年级不适宜集中办学。

徐家艾告诉记者,今年,按照规定,“一生一师一校”的学生都要就近转入规模较大的学校。

“撤并农村教学点的弊端,不仅是不利于农村适龄儿童入学、导致辍学,而且不利于普及农村学前三年教育。教学点都没有了,普及学前教育更无从谈起。”

在其他教学点萎缩的同时,中心小学的吸引力上升了。褚先丙的老家在查湾,属于晓天镇的另一个片区,那里也有一所小学,但学生较少。听说这里陪读的学生多,褚先丙把孙子转到了这里。

在四川的大凉山,学前教育是“最弱的短板”。在至少需要20所幼儿园的县,全县一共仅一所幼儿园。地方政府坦承,无法筹足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砸锅卖铁都办不起”。

为了省钱,58岁的王进英原本选择留在村里。她有3个孩子要照看。等到今年4月,她也不得不加入了镇上的陪读队伍——当时,村小只剩下她的孙女,一个学前班孩子和一位数学老师。

“国家要求2020年普及乡村学前教育,这个蓝图很伟大,但如果措施跟不上,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凉山州的基层教师直言不讳。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搬到了那些旧工厂区里,成了街坊邻居。

恢复村小:“不是低水平的机械恢复”

算账

“撤点并校是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必要性。”多年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微博]教授范先佐说,“但是实践中,一些地方确实做过了头,撤得过多。”

王进英的孙女在村里上学时,学校只有她一个学生,所有科目都是一个老师教,体育课只是无聊地去河边玩玩石子,碰上老师请假,“好几天就自己写作业”。更可怕的是孤独。王进英说,叫她也不答应,只知道摇头摆头,说话很少。另一个学前班的小孩,看见人就跑到桌子底下,“怕人就怕到那样子”。

“在布局调整中,不加区别地搞撤点并校,使大量必须保留的教学点也被撤并,这是百害而无一利。”韩清林说。

转到晓天中心小学后,她认为孙女话多了起来。但随之多起来的,是租房陪读带来的开销。

高层决策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012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以前,学校就在家门口。种些粮食和蔬菜瓜果,就可以满足祖孙俩的基本生活,陪读意味着要花钱租房、花钱买菜。她的房租一年是2000元。“不吃不喝都要2000”,她觉得不可思议。

范先佐调查,现在江苏北部开始适当恢复村小的尝试,“但不是大规模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发现,众多省份尚无动作。

王进英的儿子在杭州做油漆工,每月工资五六千元,不足以支撑三个孩子的生活支出,一部分经济压力便落在了她和在外务工的丈夫身上。孙女患有混合型紫癜,1万多元治病的费用还是跟亲戚借的。

如何恢复农村教学点,才是不走回头路?

陪读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每天下午4点,王进英要准时接送放学的孙女回家。

“恢复学校,不是低水平的机械恢复,不应按照原来极不合理的标准来配置教育资源。这样的话,农村小规模学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等诸多方面,依然会处于劣势。”刘善槐说。

她想找一份工作赚钱,但是陪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这些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一待好几年,烦死喽。”她叹着气说。

在他看来,恢复的学校应当是“恢复之前没有进行过科学论证的、非理性地撤掉的”。

相比之下,同为陪读奶奶的周言芝生活要轻松一些。每月,在杭州打工的儿子、儿媳、女儿都会固定给她打钱。

他提出,依据因素有三:第一个是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所有学生上学的距离。第二个是没有让当地有民主表决的权利。第三个因素是撤校触碰到了失学的底线。“比如说撤校后,到中心校存在特别艰险的路段,导致学生失学。”

58岁的周言芝要同时照顾3个孙辈上小学和幼儿园,但在她看来,不用为吃喝发愁的日子已算得上“享福”了。

范先佐认为,恢复已撤校点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家长。

她从不去别人家打麻将,也不去学校后面的山上加入广场舞阵营,每天晚上,她的视线片刻都不能离开3个孩子,“烧饭时还得往外边望”,对周言芝来说,“带小孩是重大的责任。”

他发现,有些地方教学点撤了之后,村民自发出钱,请代课教师,恢复村小。“这种情况说明,村民根本不满意这种布局调整,对这种教学点,就要适当地考虑恢复。”

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这个小镇出现的一个变化是,随着“二孩”的增加,很多原本在外务工的妈妈回流。但这意味着,孩子的祖辈中要有一人外出打工,保证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在外挣钱,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

恢复学校,是否意味着“一朝回到十年前”?

如果只有一个人赚钱,经济压力便会加大。潘显芬近40岁时生了儿子,47岁的她除了陪读,还要照看老家89岁高龄的老婆婆。早上不到7点,她就要为儿子准备好早饭,然后骑车回老家,烧水、种菜、照顾婆婆。

刘善槐认为不是这样。“在给恢复的学校配置教师时,不应该仅以师生比作为依据,还应考虑班级数和年级数,使小规模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教师的工作量也能够与城镇学校教师相当。”

她出门时,她的儿子常常还在睡梦中。这个刚上二年级的孩子要自己去上学。平时,家门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有时候他放了学,妈妈还没从村里回来,他要自己打开门,回家写作业。

韩清林提出,应确立农村教学点的“最低规模标准”。

田仁琼也是一名陪读妈妈。从儿子出生起她就再也没有外出工作,家庭开销都由在杭州工地上扎钢筋的丈夫支撑。

“根据我国农村实际,农村教学点最低标准应以一个年级5个孩子为标准,办一二年级复式班10个孩子,加上学前3年15个孩子的幼儿混合班,共25个孩子、两名教师一个教学点。也可办一、二、三、四年级两个复式班。”

当地的工作机会不多,适合陪读客们的生计更少。为了多挣一点钱,田仁琼白天会去镇里的服装厂上几个小时班,下午回家给孩子做饭洗衣服,一个月只能挣到七八百元,“连零花钱都挣不够”,她苦笑。

偏远的村小,如何解决“老师难留”的老问题?

韦小平的日子更难——双腿因病瘫痪后,她要常年坐轮椅,她的婆婆也已瘫痪。因此,她丈夫不能外出工作,只能在当地接些体力活,以便随时照顾。如果不是有每月10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四口之家很难撑下去。

韩清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政府,都需要制定保存、扶持农村教学点的特殊政策。扶持政策的方面包括:经费和设施设备的配置、教师配备、工资和福利待遇、教师培训与教学管理、交通与后勤保障等。”

韦小平算了一笔账:房费一年3000元,婆婆每月请人照顾要花去1800元,加上日常花销,每月要花去3000多元钱。做临时工的丈夫挣来的钱刚能糊口。

“边远地区教师津补贴需尽快实施,使相对优秀的教师能够下到边远的教学点和村小中去。”刘善槐说。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