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诸如“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及“诗言志”“思无邪”等为人熟知的表述的促动下,诗歌的影响遍及从国家社稷、社会风尚到日常礼仪、个人修为的不同层面,使得诗歌在中国古代远不止于一种文类,即不仅仅是个人表情达意的方式,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与政治、伦理、风俗、文化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体现的正是诗教的目的和功能:一些重要思想乃至制度理念被以诗歌的独特形式进行传布与渗透,用来规训人们的言行举止、引导社会文化的路向,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虽然有“乐”作为与诗相伴而生的手段,但中国古代诗教总体上偏于教化。

  一、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

荷尔德林的评价

皇家88平台,进入现代以后,中国诗歌在主题向度、语言形态和构造体式等方面均出现很大变化,诗教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施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诗教,教育观念的革新与迁移深刻影响了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近代以来由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开创,由鲁迅、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丰富完善的美育,通过引入康德、席勒等西方理论家的美学思想,确立了以情感为核心、倡导“审美无功利”、以“立人”为旨归的理论构架,提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为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朱光潜《论美感教育》)等主张。这些美育观念从多方面推动了中国诗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促使诗教直面现代乃至当代的处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20世纪前50年对中国现代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也就是广义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意向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也就是说,不管这些美学家如何强调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注重审美的超脱或无功利性,其目的并不等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他们归根到底是要想通过审美和艺术使国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产生变革,并由此推动中国当时的文化乃至社会发生变革。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这种问题域和思想指向决定了其“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荷尔德林是德国着名诗人。生于1770年,死于1843年。他是德国古典浪漫派诗歌的领军人,但是,在荷尔德林死后,世人对荷尔德林的了解少之又少。年轻的荷尔德林有一段不被世人承认的爱情故事,在他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对雇主的妻子产生了不应该有的男女之情。

依照朱光潜的“诗教就是美育”这一说法,诗教显然是现代艺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似乎应和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虽然他所讲的“中国的诗”是指古典诗歌,并且中国诗歌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其样态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巨变,仅有百年历史的现代诗歌被认为失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和魅力,但是诗歌本身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处于现代境遇中的诗教,或者说在现代美育观念影响下的诗教,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向度:一是传统诗教的适应性,即传统诗教通过调整、转换,寻求合乎现代人生存状态、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的路径;一是根据现代诗歌的特性,找到诗歌与社会文化的连接点,探索诗教的现代意义和方式。

  就西方来说,现代性是指“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然而,要求绝对自主的理性与要求自律的艺术之间不仅有相同之处,而且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现代性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二元的矛盾、分裂结构。启蒙理性注重逻辑、规则和秩序,肯定工具理性,追求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审美现代性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反抗统一的逻辑、规则和秩序,批判工具理性,追求个性和差异,肯定感性和欲望,一句话,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所拥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公开拒斥”。现代性分裂结构中的审美现代性往往呈现出与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庸俗生活观念的对立,它起于哲学家和诗人对现代文化中感性缺席的危机感和对人的感性生存的本体论位置的忧虑,因而竭力追求感性生命和诗意的生存方式,同时排斥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内在意义。在这种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阐释框架里,审美范畴的核心意义不再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是感性反抗理性、排斥理性、超越理性,而这个“感性”具有了更为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意义。

但是,这份情愫被狠狠的扼杀了,没有人会为他们的感情送上祝福。情场失意的荷尔德林感到人生的绝望,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创伤的荷尔德林,从此一蹶不振。

诚然,现代美育所倡导的以情感为核心的观念,有助于引导诗教施行过程中凸显诗歌的抒情性本质,并将诗歌理解的重心转移到对基于诗歌本体的审美能力的培育。不过,在诗教中突出诗歌的情感因素和抒情性一面,不宜忽略诗歌所应具有的智性、理趣和思辨等其他特质;而回归诗歌本体,或许一定程度上能去除传统诗教过分教化之弊,但并非要将诗歌拉回到“内部”,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形式等构件,切断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故步自封”中慢慢失去活力、直至萎缩。有目共睹的是,在整体性逐步丧失的现代社会,知识体系一度趋于专门化、精细化,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也日益碎片化、单子化,这对诗歌的创作、接受与传播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对于现代诗教来说,除了“情”这一维度外,更应强调诗歌面对和处理纷繁变幻的社会生活的综合能力,在诗歌与社会文化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诗歌自身的活力。

  中国有一个被通常叫作“现代”的时期,但这个“现代”并不同于西方,它处于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而不是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历史地看,西方现代性中的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前后相继产生的,而且前者又是后者产生的必要前提;而中国如果有审美现代性思想的话,那也首先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而且是同启蒙理性差不多同时输入的。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审美现代性话语产生背景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就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说,社会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启蒙理性的那种弊端,科学与民主、人的独立与自由这些启蒙理性话语,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众多美学家)看来正是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整体性改造所极为需要的。一般地说,在跨文化的思想交往中,接受主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存需要总是或明或暗地决定着他自己对外域思想文化的理解和选择,在中国的这种特定语境中,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认真地关注现代化以及启蒙理性可能对中国人的生存和社会文化重建带来什么消极或负面的后果。因此,除了少数介绍性的文字外,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以审美范畴为武器的、针对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美学批判,更谈不上把审美范畴作彻底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理解。

虽然荷尔德林在情场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成功的。很多着名的诗人都对荷尔德林有很高的评价。

至于现代美育主张的“审美无功利”,显然直接因袭了康德的理论,考虑到现代美育诞生的时代背景,不难体察这一主张隐含的具体针对性。当蔡元培提出“纯粹之美育……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时,他期待的是以“无功利”之审美的“纯粹”性,消除当时“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的积患,涤荡弥漫于国人胸中的污浊之气。就此而言,不应表面地看待现代美育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而是要深入洞悉其观念指引下的实践及其效应。同样,现代诗教也曾表达过强烈的“无功利”的诉求,提倡“纯诗”、极度强调形式、技艺的自足性,以抵制长期附加于诗歌之上的种种“外在”要求。一味追求诗歌“无功利”所具有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它会导致写作者狭隘地理解“诗性思维”(维柯)的含义和价值,皮相地趋附海德格尔大力阐释的荷尔德林之“诗意地栖居”。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诗性”“诗意”,都不是诗歌“无功利”的浅表的代名词,也不是用于装饰(甚至粉饰)生活的缀物。实际上,“诗性”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建立联系的方式;“诗意地栖居”并不表明某种独善其身、超然于尘世之外的态度,也不应被当作遁入“世外桃源”的托词。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诗意是人的栖居必备的基本能力。但人之具有诗的能力,始终只需遵循如下尺度:其存在要与那本身就喜爱人,并因此需要人出场的东西相契合”。而抵达这一“尺度”的重要前提就是荷尔德林在诗中咏唱的“善”,故而“诗意地栖居”体现的是美与善的协调。在据说是荷尔德林与黑格尔、谢林共同起草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纲领》一文中,就有如此论断:“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涵盖所有的理念。只有在美之中,真与善才会亲如姐妹。”显然受到这一观点影响的朱光潜也认为:“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这正是看似“无功利”的审美的辩证属性,在现代诗歌“冲击极限”式的技艺锤炼中,也许隐含着诗学自身的伦理,通向的是一种与母语、民族记忆相关的社会文化担当。

  如果认真研究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现代美学家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像他们各自所推崇的西方美学家那样,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而是主张感性与理性并举,艺术和科学并重,甚至试图通过美育来实现人的感性向理性的升华。例如,蔡元培通过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对西方诸国的实际考察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进步主要得力于科学和艺术。他说:“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2](P729)“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3]可见,蔡元培是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助力或推动力。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家中比较关注感性生命的,他的美学理论也相对接近西方审美主义的立场。但是,他对生命力的关注最终还是为了民族的复兴,而且在他看来,感性生命是理性得以确立的最内在的基础,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源头活水”。所以,他并不一概拒斥理性。实际上,他强调感性生命并不是出于对感性本身的绝对推崇,而是基于对理性精神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视。对于理性和道德的特别关注是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以及中西美学思想碰撞和交融所决定的,并不主要是这些美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或人生志向使然。因此,尽管这些现代美学家在论述美育的重要性时,都不同程度地夸大情感的价值和审美对于纯洁人心的作用,但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讲,他们更为注重情感和人心的道德意义。因此,审美被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功能来对待,为实现这种特殊功能,这些美学家就竭力主张美育。

海德格尔:他既是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海德格尔眼中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有诗人最纯洁的心灵,他的诗写的才是诗最原始的本质。在他的诗中充分的融入了自由的思想,对社会的歌颂,对现实的不满。

现代美育以“立人”即塑造“完人”为最终目标,这与现代诗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传统诗教非常重视通过诗歌养成完美人格。在中国古代,诗歌之于“修身”绝非一般意义的怡情养性,而是全方位完善自我的绝佳途径。不过,古今诗教对“完人”有着很不一样的期许和取向,现代诗教已不可能像古代诗教那样,仅仅视以“仁”为内核、具有德性的君子为“完人”,而是对之倾注更丰厚内涵、更富于现时代特征,以回应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至少应该在马克思预期的“人的解放”的意义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完人”,即一种具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格形象。依此目标,现代诗教对人的诲示就不限于心智上,而更在于一种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产生的创造力。

  二、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

席勒:荷尔德林的诗过于内向、主观。

在社会文化日渐多元化的当下,倘若不是孤立、抽象、静态地领悟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现代美育所关涉的美、审美、美感等命题,它的某些观念对诗教的拓展仍然具有启示价值。未来诗教关于诗歌的界说中,诗歌之美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不只提供赏鉴、实现“净化”,更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性的“拯救的力量”,不仅能够弥合“人心”,而且将重塑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和位置。

  就美育自身的基础理论来说,审美与道德的关系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学理性问题,而且,就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可以继承的本土传统思想资源以及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来说,审美与道德以及美育与德育的关系问题更显得突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关于德育与美育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和继承现代美育理论、建设当代中国自己的美育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海子:海子作为当代中国优秀的抒情诗人也对荷尔德林有过评价,不仅如此还以一篇诗歌《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叙述了他对荷尔德林的了解,感受同作为诗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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