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

从受助者到重要参与者

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31109个,培训乡村教师114306名,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大眼睛”爱心传递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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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原摄影记者、摄影家解海龙从希望工程开始实施的那天起,就持续地以纪实摄影的方式,真实地纪录着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

“30年来,我们国家的农村学校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月18日上午,面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36岁的苏明娟侃侃而谈,她对希望工程的开展情况如数家珍。

6月7日中午,金寨县希望小学的老师领着一年级学生前往食堂吃午餐。

当年摄影记者镜头里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在尽己所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像“大鼻涕”胡善辉说的那样,“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做爱心的传承人。”

然而,在摄影师解海龙看来,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农村学校,苏明娟自身变化也很大。“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很不自信,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人。”他说,现在苏明娟已经变得自信,从当初希望工程的受助者变为重要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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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他们一起来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参加“大眼睛希望小学”探访活动。

6月7日,航拍金寨县希望小学全貌。

“不吃饭也要上学”的毛可英

2006年,希望工程经典照片“大眼睛”拍卖了30万元,摄影师解海龙、照片主人公苏明娟当时共同决定将此笔拍卖款捐赠给希望工程,在西藏援建一所希望小学,并命名为“大眼睛希望小学”,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大眼睛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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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平邑县保太镇孔家白壤村

十几年过去了,大眼睛希望小学部分教学设备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教学需求,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积极协调爱心企业,解海龙和苏明娟又一起来到这里,捐赠了一间现代化网络多媒体教室。

1990年5月19日,老师、学生和家长参加金寨县希望小学剪彩仪式
(翻拍金寨县希望小学资料图)。

1991年,我14岁才上小学四年级,虽然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因为交不起每学期30元的费用而多次辍学。为了让父母同意我继续上学,我每天拾粪、砍柴、挖野菜、照看弟弟,不停地干活儿,还跪在母亲面前央求,“只要让我上学,我中午可以不带饭、不吃饭,用节省下来的钱养活弟弟”,可还是未能如愿。

已有5年没见面,两人再一次相见都非常高兴。看到“大眼睛希望小学”宽敞整洁的校园环境,孩子们的笑脸,也都感触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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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我的故事和照片登上了报纸,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不久,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位老师和几名大学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解海龙回忆,1989年他到广西采访,发现当时那里的基础教育条件很差。他查阅资料得知,当年我国文盲人数近两亿,世界上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中国人。虽然1986年国家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9000万名适龄儿童中,因种种原因不能上学的有3700万人。他当即决定,开始拍摄20世纪末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记录历史。1989年10月,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发起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的“希望工程”。

5月29日,安徽六安金寨三合实验学校,苏明娟和当年自己的照片合影。图/视觉中国

为了帮助家里早日摆脱困境,1996年,我考取了当地的一所职业中专,毕业后在村里办起了一个爱心装饰部。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做一单生意,就拿出5元捐献给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们,不能让他们再像我一样为学费犯愁。

1991年5月,解海龙来到大别山区,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小学采访。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三合小学的环境,教室由一户人家的祠堂改建,窗户上没有玻璃。当时,教室里也没有电灯和取暖设备,冬天孩子们被冻得瑟瑟发抖,好多学生的手脚都被冻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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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任海波

解海龙来到一年级的教室,坐在第一排的苏明娟正好抬头,他立即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大眼睛”照片诞生。苏明娟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父母靠打鱼和种田为生,家庭十分贫困,学杂费成为这个家最大的负担。不过她的父母还是希望她能继续上学,他们认为上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解海龙仍记得,这个瘦小的女孩当时每天要走24里山路上下学。

改革物语

湖北省南漳县峡口镇

1992年,“大眼睛”照片通过“希望工程”向社会推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青基会核发的资助证

1993年的除夕晚上,年近七旬的任婆婆早早吃完饭,躺在床上刚睡着,就听到门口有婴儿的哭声。她开门一看,漫天的雪花中,门前放着一个襁褓。抱进屋里,她看到襁褓中的孩子是兔唇(唇腭裂)——这个孩子就是我。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一本书,那这张照片一定是封面;如果比喻成一个人,那它就是脸。”解海龙说。

吴海霞是希望工程在金寨县首批资助的20个孩子之一。每个受资助的孩子都有一个64开的小本子,红色的塑料封皮,里面写着受资助人的信息和受助金额。

我随婆婆的姓,大名叫任海波,小名叫落落,从此与婆婆在大山里相依为命。7岁时,我在镇小学上一年级,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负和嘲笑,没几天就辍学了。

来自海内外的大量汇款单寄往安徽省金寨县,留言都写着“捐给大眼睛”。苏明娟的家人与当地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定,以后凡是汇给“大眼睛”的捐款,都视为寄给“希望工程”的。

34岁的周玉梅至今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春节。

1999年的深秋,解海龙叔叔来到南漳县峡口镇采风,当时我正在田里放牛,并不知道他脖子上挂的是照相机,只是看他对着我“咔嚓、咔嚓”地按个不停。后来,我的照片登上了报纸,解叔叔还带着我去孝感市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一周之后拆线,婆婆拿出镜子,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从此之后,苏明娟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她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并于2003年考入安徽大学。大一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一次暑假,她还组织过几个同学去金寨县一个贫困村义务支教。

快过年了,她所在的安徽六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但周玉梅家根本没钱过年。父母连她和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第二年春天,我和婆婆坐飞机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看摄影展览。那天,看展览的人很多,一个高个子的外国老爷爷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合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2006年,苏明娟大学毕业,进入银行系统工作。她把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此后每年都会捐款。苏明娟说,她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会把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直到腊月二十七,学校老师给了周玉梅一张400元的汇款单,说有人资助她上学。父亲用400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那些年,很多人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2011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专科,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其间多次给大凉山的孩子们捐款,累计6000多元。将来有条件了,我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7年12月15日,在共青团安徽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苏明娟当选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当时苏明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还是我,我将永怀感恩之心,用心做事,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我将立足共青团平台,发挥自身优势,作出积极的表率和更大的贡献,可以召唤更多的人关注希望工程,投身到公益事业之中。”

周玉梅说,那是她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

“小光头”张天义

去年6月,苏明娟拿出家庭积蓄3万元成立了“苏明娟助学基金”,专门用于帮扶全国的困难学子。在去年和今年的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活动上,她先后结对帮扶了15名和20名贫困大学新生。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实施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状况。而周玉梅出生、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是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成的地方。

安徽省金寨县南湾村

这次来到其奴村“大眼睛希望小学”,苏明娟也从“苏明娟助学基金”里拿出3万元,用于资助奖励学校的特困特优生。

金寨县城,至今保留着一家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不仅将善款直接捐给贫困儿童,还会整合社会上的慈善组织,提供捐助方、受助方的资源共享平台。周玉梅是服务中心的秘书长。

199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一张照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读高三时,我一周的伙食费只有20元,当时大部分学生每天的伙食费约为10元。学校每月给我提供200元伙食费,还减免了我的部分学费。2007年,我从盐城工学院毕业,现在已经是自动化领域的资深工程师,有自己的专利设计,也开始了自主创业,为实现中国制造工业自动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希望工程这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社会公益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截至2018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希望厨房6236个,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31109套,培训教师114306名。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1990年10月发起实施开始,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帮助身边的人。2007年大学毕业前夕,一位同学被查出直肠癌,我捐出自己平时勤工俭学的收入,并组织同学捐款,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都用来帮助他治病。听闻“大眼睛女孩”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我也拿出了5000元,为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苏明娟说:“我们都会是希望工程一辈子的志愿者。”

只有1/3的孩子能读完小学

大山里走出的博士后范明珠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朱洪园 来源:中国青年报

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希望工程启动前,这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学校还叫做金寨县南溪小学,因为它建在南溪镇。

河南省新县王里河村

当时,南溪小学设在镇上的彭氏祠堂里,青砖黑瓦,纸糊的窗户,教室的一侧没有墙。“冬天,孩子们冷得伸不出手。碰上阴天下雨,到处都是水。”1988年起,便在南溪小学教数学的杨先铭回忆。

我1984年出生于大别山腹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大多数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在这种环境中,上学就是为了不成为文盲,我也不例外。

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教室里没有课桌椅,只有一块木头黑板,几支粉笔。孩子们来上课时要自带板凳;下了课,还要帮老师收集粉笔灰,然后用水调匀灌到竹筒里,晒干继续用。杨先铭说,那时的教室里不通电,光线很差,坐在后排的学生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19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几位记者来我就读的小学回访。课间,记者们问起我们的理想,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科学家,有的说想当解放军。我想起爸爸妈妈的艰辛,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爸妈都生病,家里生活过不下去,没钱让我再继续上学……我想当一个医生,将来好给我爸妈治病……叔叔,念完这学期,我就不来上课了,我要在家帮爸爸妈妈干活儿……”

“但是有固定的教室和老师,有学生就很不错了。”杨先铭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孩子家里穷,连这样的学校都上不起。

几个月之后,老师拿给我一期《中国青年报》,上面刊载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故事。那一刻我意识到,远在千里之外,有很多热心人挂念着我们。之后学校收到了一些捐款,并用捐款免了我的一些杂费。

1984年出生在金寨县花石乡的周玉梅,小时候险些失学。她家里5口人,父母以种地为生,养活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奶奶。刚上小学时,周玉梅交不起书本费,就用别人的旧书。但每学期一百多块的学费对她来说,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一天半夜,她听见父母为了两个孩子学费的事情争吵,父亲哭了。

在此之后,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的人失望。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却像一盏明灯一直在小小的我心里亮着。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之后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来到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也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小学没念完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周玉梅说,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转眼我来美国已经6年,近期将回国工作,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回报社会,并计划更多地参与到“希望工程”相关的公益活动中去,兑现儿时的承诺。

在当时的中国,像周玉梅一样的孩子很多,与南溪小学情况相似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1990年7月,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贫困”和“教育经费不足”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

“大眼睛”苏明娟

徐永光说,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吃饭和读书,二者不可兼得”。而在教育经费方面,1988年,国家行政教育拨款加上其他渠道筹资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

安徽省金寨县张湾村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10年,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1%。但学生流失的速度同样惊人。徐永光说,在全国2.2亿在校生中,“只有1/3能读完小学,继续读完初中的又只占1/3,再读高中的不足30%。”其中,小学生的流失呈上升趋势。

我出生的张湾村山多地少,历来非常贫困,每年来自土地的收成仅够全家四口人吃上3个月。那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河打鱼,也仅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0年,我上小学了,每学期六七十元的书杂费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我就读的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是由一个旧祠堂改建而成的,大部分学生家离学校很远。我家离学校就有六里地,每天往返4趟,通常是天不亮就出门了,天黑了才到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还是想上学。父母买了五尺花布,四尺缝了件小衣服,一尺做了个小布包,让我每天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一同上学。

199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扫盲年”。就着这个机会,青基会于前一年的10月30日向国内外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长期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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