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珉琦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1/29 9: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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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个人简介:裴文中的经历是怎样的?裴文中的成就有哪些?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1979年,裴文中与张森水在贵州 裴申供图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字明华,河北丰南人,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958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第1地点参加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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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与张森水在办公室

1927年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1937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本报记者 胡珉琦

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人物简介

裴文中擅长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第四纪哺乳动物;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

裴文中,河北丰南人,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和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04年1月19日,裴文中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胥各庄镇大新庄乡瓦子庄的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

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其后发现、确认北京猿人的石器、用火证据等,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曾主持山顶洞、周口店第15地点等遗址发掘,获得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大量文化遗物;开展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察、研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人才培养和博物馆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1923年,转入北京大学本科地质系。

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出了一封考古史上最著名的电报。他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龙骨山上的北京人。

192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

正是这个足以令任何一个发现者名垂青史的头盖骨,让很多人知道了裴文中。

1928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了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并能够独立地担当全面的发掘工作。

但是,这一巨大成就的光芒也常常掩盖住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1929年,裴文中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该发现对研究世界古人类学有极重要价值。

对裴文中而言,北京人只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

1931年,裴文中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

顶着被砸饭碗的风险

1935年,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史前考古学,师从步日耶教授。

自觉很不适宜从事科学研究,不知为何入了北大地质系,毕业即失业,去周口店只为讨个营生的差事

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这位北京猿人发现者的经历,是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叙事作为开头的。

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

裴文中从不回避这段过往,以至于他在6年开掘工作之总回顾的起始部分,就吐露了实情,且颇有自嘲的意味。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1950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

小儿子裴申回忆说,几乎从未听父亲主动提起过属于他的那个轰动世界的事件,大概是他自认为只是一个被选中的幸运者,不值得大书特书。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

那是在周口店遗址系统开掘后的第三年,山中工作的推进让裴文中颇有鸡肋之感。就在准备结束当年的发掘工作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狭小的洞口,四周可以看到许多化石,这才决定延长几日。也就是在这个洞中,埋藏着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

裴文中更愿意把这次发现归功于布达生、德日进、杨钟健等师辈在古生物学、考古学专业方面的悉心指导。

1957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星看来,如果说,北京猿人的发现是偶然因素占了上风,那么裴老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又从这里的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则靠的是异于常人的学习能力和开拓精神。

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

1931年,裴文中在发掘鸽子堂时,找到了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他岩石做的石器。他认定,这是北京猿人使用的工具。

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

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量质疑,其中不乏当时的学术权威。

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都还十分粗浅。高星坦言,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材料做工具几乎没有先例,且客观上,由于原料材质差,上面的人工痕迹确实难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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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裴文中自己的说法,初出茅庐的他是顶着被砸饭碗的风险在搞石器。

裴文中认为,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可靠物证,如何鉴定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成为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关键。

为了给出科学的论证,他选择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并对人工打击、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他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砸击技术,这在中国考古文献中尚属首例,在世界上也具有开创性。

裴文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的对比实验,在周口店发掘中便从岩石痕迹上弄清了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从而明确中国猿人石器的存在。

这些努力最终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旧石器考古权威步日耶的拍板定案。

在法国留学期间,裴文中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及国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

而在那之后,裴文中在巴黎进修和研究期间,又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

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它既为“曙石器”的破产做了有力的诠释,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方式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微痕研究的根系。高星说。

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体系和年代分期也做了开创和深入的综合研究。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发现化石材料只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辨别真伪人工制品并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才是关键。正是这项极为重要的基础研究,让裴文中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

这篇论文把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

错了就是错了

1955年、1959年和196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论文,根据新的发现和研究,不断扩充其内容和提出新的认识,如用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来代替过去的河套文化等。

周口店第1地点石器的发现,使其性质随即发生了巨大改变。那里不再是单纯的古生物化石地点,而正式成为古人类文化遗址。为此,裴文中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田野方法的改革。

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体系和分期的论述领域的轮廓和基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回想3年前的工作,他竟用太无方法来批评自己。杂乱无章的散挖,常常让找到的化石失去效用,因为无法清晰知道一件标本究竟从哪一个层位掘出。

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裴文中也做了不少野外工作。1947年他在甘肃渭河上游,陕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调查试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93处之多。

1932年起,他开始借鉴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件标本的考古学信息得到完整、准确的记录。

通过这次调查,对甘肃史前遗存的分布、分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过去的错误有所纠正,对J.G.安特生所谓“六期”体系做了首次的突破。

在高星看来,改革后的周口店发掘建立了当时国际一流的田野操作规范,为后来对遗址的深入研究和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8年他又继续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对这一带遗址的分布、分期以及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沙井文化的命名又是对“六期”说的再次突破。

裴文中在发掘周口店第1地点的同时,还发掘了山顶洞人地点、第13地点和第15地点。从那时起,他便尝试提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

裴文中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学研究上,也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早期研究是环绕周口店发掘进行的,如第十三地点、第一地点、第四地点、第十五地点和山顶洞的动物化石研究,明确了不同地点的相对年代及其演化过程,为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直到1965年,他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文中,把北京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时代。后虽有微调,但这一基本序列框架保留并沿用至今。

后期则集中于华南一带,如巨猿化石,巨猿调和巨猿动物群便是在他的领导和参加下发现的。他从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上建立了华南早更新世的标准剖面。

其间,裴文中一度把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个遗址的材料合并称为河套文化,并作为中期的代表,但后经亲自考察、深入研究,宣布取消河套文化的概念;他还曾把广西一些洞穴的石器遗存界定为中石器时代,后来发现了陶片,便改变了看法;他曾认为北京人的石器代表中国境内最原始的文化,但后来有了比北京人更古老的材料,他便放弃了原来的观点。

裴文中经过广泛调查和研究后指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整个更新世都有生存,早更新世以巨猿洞动物群为代表,中、晚更新世可以智人化石的出现作为晚更新的标准。

裴文中不盲从权威,也从不以权威自视。错了就是错了的科学态度,让后学们深感敬畏。

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中,裴文中提出划分为华北、江南、东北和淮河四大区的概念,指出淮河是华北和江南的过渡地带,包括两大区的典型种属,有利于全面性的分析。他对三门系的划分和第三纪、第四纪的分界线以人类的出现为标志等都提出了特有的见解。

全能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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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店停工期间,裴文中曾和杨钟健等一起,考察洛阳西安间的第四纪地质、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江南山洞中的堆积。裴申提到,这拓宽了父亲的研究领域,使他初次涉猎第四纪地质。

截至1982年9月,裴文中在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重视野外实践,他曾到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做广泛的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调查、发掘,共发表论文、专着168篇,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史要》、《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食肉类化石》、《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和《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事实上,裴文中在考古发掘中的研究对象从来就不只是古人类,他还研究各种成因类型地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及其相关的生物地层学,是他除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裴文中关心考古人才的培养,曾担任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并亲自授课和辅导野外实习,培养大批考古工作者。他还常常利用外出考察之际举办有关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的讲座。

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曾在先生的传略中提到,他记述过哺乳动物大量的新属种,对第四纪哺乳动物演化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还建立起了若干个生物地层学标准剖面。

1952年—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次考古人员训练班,均以裴文中为班主任。

例如,裴文中通过分析中国境内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区域组分的差异,把中国境内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地理分布划分成了四大区华北区、华南区、淮河区和东北区,第一次勾画出了一个中国第四纪的生物地层框架。

他亲自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员田野实习,并承担教学的组织工作,广请当时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史学界名流为学员讲课。4期训练班共培训336人,对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通过中外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对比研究,探讨了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和缩小的过程。过去,古生物学认为,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小分支中,都是从小体型开始,以后体型逐渐增大。当它达到最大体型阶段,这一分支就灭绝了。但裴文中对这一定律作了必要的补充。他敏锐地找到证据,指出第四纪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环境中,还有一些哺乳动物的体型是缩小的,这同样是生物的一种或一个小的分支开始衰亡或者行将绝灭的表现。

裴文中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及哺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和推动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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