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得到全面发展,成绩斐然。新时代,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之时,有必要回顾和研讨70年来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

现代语言学流派纷呈,各种语言学思想在语言本体、方法论等问题上交锋激烈,由此不断推动着语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但是,这些语言学思想几乎全是西方学界的产物,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语言学派别。正因如此,钱冠连教授在2004年首先刊发《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一文,《光明日报》接连发文继续讨论,引发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首发的《中国学术年鉴》以及教育部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以下简称《报告2005》)亦纷纷收录钱文并附以评论。然而,14年过去了,汉语界仍未催生出具有代表意义的语言学学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汉语界学人萌发理论思辨进而建立学派的思想种子正悄然发育。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来说是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的,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就设有语言研究所。70年来,作为国家科学院的专门语言研究机构,语言研究所一直发挥着科研领头的作用。语言研究所最初以文字改革、民族语文和现代汉语研究为主要任务,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民族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语言所的全部任务转变为研究汉语的历史与现状。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学、方言学、词典编纂、机器翻译、情报资料等学科为主要支撑的。这个学科分类格局明显受到苏联影响,主要思路是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古代、现代)划分学科并体现在教学与研究各方面。1977年吕叔湘在语言研究所设立近代汉语研究室,是对语言研究学科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个学科的设置,并不是对应于史学上以社会历史界定的“近代”概念,而是出于文言与白话之别的文体性学术考虑,体现了吕叔湘把现代汉语看作近代汉语一部分的学术理念。事实证明,这一学科的设立,极大推动了汉语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研究。2001年,沈家煊在语言研究所彻底废除了以时代为依据的学科分类法,按学科自身的性质设立句法语义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是语言研究机构第二次重大学科调整,使得语言学科自身的分类格局更加合理。

观察与归纳并重

跟语言专业有关的高等院校教学体系中,二十世纪初期外国语文系就有语言和文学的分别,其后中国文学系里文学和语言的专业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五十年代起北京大学为了给语言研究所培养人才开设了汉语专业,但语言学单设专业的做法并未在国内其他高校推广。早在1948年,《国文月刊》上刊出闻一多关于合并中文外文、重新分为文学系和语言系的主张,朱自清、陈望道、吕叔湘等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讨论。60多年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讨论再次兴起,当年学者论及的师资、生源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家的需要已迥异于当年,应该说,在大学里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这一学科内部的次级学科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现实需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初等教育中的汉语语言学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仿照苏联的做法在中学里分别开设“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程,实践证明并无必要。但随后数十年间,语言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也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我们设想,如果大学的语言学系有了较为合理的专业设置,或许可以更加有效地带动中学语文课程里语言学知识教学的目标性与实用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在参加“2018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2018年1月21日,商务印书馆)时谈到,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起码在语言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存在着理论思考不足的缺憾。他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挖掘所得的事实及观察到的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并进一步升华为理论,而且能用这些原则和理论来解释更多的事实,从而推动学科向前发展。我们需承认,汉语界学人所采用的各种分析手段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否定词“不”与“没”的替换分析。我们可以说“她不出嫁”,也可以说“她没出嫁”;可以说“会不开了”,也可以说“会没开了”;可以说“天气不好”,但是不能说“天气没好”,可以接受的说法是“天气没好起来”。通过替换分析,我们发现“不”与“没”在表达否定概念时是有区别的,表现为意愿与状态的对立,过去与将来的对立。这一分析手段加深了我们对“不”与“没”的认识。其他常用分析手段包括对照分析、分布分析以及直接成分分析,利用这些分析手段,汉语界学人在语法研究、词类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和朱德熙的《语法讲义》都不失为其中典范,为后辈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沈家煊指出,他们对语言材料本身的过分关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考察语言事实背后的运作机制。这样,也就不能进行充分的理论思辨,进而提炼归纳出符合汉语语言特色的句法、词法理论,乃至发展出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学学派,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语言学的学术体系建设虽然远未成熟,数十年间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却异常活跃,其中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对汉语特点的求索。

陆俭明教授认为,充足的客观事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两股重要力量,语言研究需要转向既重事实求索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陆俭明教授以自身的语法研究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许多句法格式要求有数量成分参与,同时也发现有不少句法格式排斥数量成分的参与。对此现象,他只是进行了客观描写,而没有作出深刻解释,只是说数量范畴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到了90年代,沈家煊先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有界—无界”思想对此作出了新的阐释。比如,为什么可以说
“盛碗里两条鱼”和“扔筐里一个球”,却不能说
“盛碗里鱼”和“扔筐里球”?原因就是“盛”和“扔”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是有界的,即是有起点和终点的;相应地,句法格式中的受事宾语成分也必须是有界的,那么在句法层面受事宾语须由数量词修饰。这就在陆俭明教授原先说法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能取得新认识与后来研究者深刻的理论思考是分不开的。因此,如果要解开语言学领域的种种疑难问题,获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关键是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考,不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基于语言事实本身,努力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

中国古代有成熟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二十世纪以来与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结合,尤其在语音研究上,无论是古代语音的构拟,还是现代方音的记录,以及共同语语音的分析,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具有显著的现代科学色彩。我国古人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借鉴拉丁文法和英文文法的体系尝试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四十年代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在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王力所主张的注重句式、注重语义、注重修辞的取向在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五十年代汉语研究界受苏联的影响展开了主语宾语问题、词类问题等几场大的讨论,由于眼光过于局限于跟俄语的对照,许多提法比起四十年代吕叔湘、王力的水平不进反退。如对汉语主语、宾语的认识比起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多有不及;对汉语词类的认识,也没有跳出朱德熙批评四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只能是词的分布这个原理还缺乏认识”的局限。应该说,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的几次汉语语法专题讨论对汉语研究正确道路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尊重汉语事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汉语语言学的理论探讨日益活跃,集中在方法的研习上。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国描写主义方法的运用,到八九十年代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为汉语语法的多侧面观察打开了新的视野。语言事实日益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但离学术体系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更加注重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力求在研究方法上能够驾驭跨语言的共性,并且为语言间的差异设立合理的参数,而不再是只聚焦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特点。这当然对各种语言异同的普遍描写显出效力。但是,着眼于语言之间共性与差异的“世界眼光”却未必能够帮助我们解释汉语自身的深刻理据。这就是汉语研究学术体系迄未成形的根本原因。

沈家煊先生近日的一场语言学讲座也反映出其理论思辨的学术旨趣转向。2018年3月16日,沈家煊先生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做了题为“我们可以为认知语言学贡献什么”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超越主谓结构”,第二部分是“中西方的范畴观”。在第一部分,沈家煊先生试图说明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上是话题—说明结构,这是由汉语“用法包含语法”的格局所决定的;汉语的谓语具有指称性,这是由汉语“名词包含动词”的格局所决定的;基于此,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在形式上就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因此,西方语言以主谓结构为本,好在语言表达的清晰性,而汉语按自然的信息排列顺序推导“话题—说明”关系,好在语言表达的单纯性。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语言和思维的清晰性意义重大,但冯友兰已经指出清晰性不是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达到单纯性。在第二部分,沈家煊先生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认为印欧语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汉语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换言之,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实际上,这一看法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有生于无等概念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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